孟得明

为什么要读《孟子》？

（代序） 《孟子》一书讲“义”，这个“义”字，最早见于《尚书·皋陶谟》：“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以及《尚书·立政》：“兹乃三宅无义民。”《尚书·高宗肜日》：“惟天监下民，典厥义。”后在《老子》、《论语》中被广泛使用。也就是说在西周（公元前500年）以后才广泛使用。其在在古代被解释得较含糊，其主要含义有道德、行为、道理、情谊、义气等等。如义不容辞、义无反顾、义正辞严、义愤填膺、义薄云天等，至现代，义就被单纯地理解为义气之类的了，一提起义字，就想到为朋友两肋插刀之类的“义气”。通过对《老子》、《论语》中老子、孔子思想的理解，通过对孔子“仁、义、礼、智、信”这五个相互关联词的意义，通过对先秦诸子百家著作的研究，“义”，应该理解为，人际之间最佳的行为方式之意。而这个人际之间最佳的行为方式是什么呢？每一个人，在其生活和工作中，要做事，必然要有所行为，行为方式就是人在具体的生活中、工作中必需有所行为时所选择的不同方式问题。选择什么样的行为方式，往往困惑了许多人。人们对待同样的事情往往有不同的行为方式，采取哪一种行为方式更好呢？经过几千年的经验教训，人们在人类社会中约定俗成地认同了许多可以共同使用的行为方式，这就逐渐形成为行为规范（礼）——即人的行为准则，人人都依照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行为，人们的社会行为就会趋同。而人们的社会行为趋同，就会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社会行为规范使人们的社会行为有了一个价值取向标准，人人都按这个标准行为，就没有谁能够只凭自己的好恶和凭自己的实力、势力、武力行事，那么，人类社会就会逐渐走向太平。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本性，只要不偏离自己的道路，就自然会出现最好的状态。高明的人既不会偏离自己内在本性所固有的道路，也不会造成他人偏离他自己内在本性的道路。义，就是要人在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寻求到一种最佳的行为方式。然而，自夏启王天下以后，私有制首先在贵族统治者那里泛滥成灾，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春秋战国时期，私有制就在全民普及了，人们为了自己的私有财产、私有土地、私有利益，不惜违背任何社会行为规范，采取一切为了私有的行为方式，破坏了既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和国家法律，从而导致了人们思想的混乱和内心贪欲的增长。人的行为方式多种多样，没有定规，随意性非常大，尤其在人与人之间相处相行为时，更难说清楚。然而，人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并不是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想怎样行为就怎样行为，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上都充满着艰难险阻和温柔富贵的陷阱，某一个行为方式不对，就有可能走上另一条道路，从而背离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所以，行为方式问题就是人生道路上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和角度上去评价自己和别人的行为方式，而很少站在别人的立场和角度上去评价，所以，孟子只有依靠一个个例子来说明人的行为方式是否正确。依照孔子的意见，人与人之间是存在有利害关系的，所以孔子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中的“义”，即是要在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中寻求最佳的行为方式。这个最佳的行为方式就是寻求一种既利己也利他人的方式。也就是说，在寻求与人相互亲爱的过程中找到一种最佳的行为方式，也就没有利害关系了，换句话说，就是彼此不损害各自的利害关系。现代人动不动就拿自己的言行来与社会商品比较，看自己的言行有没有价值。也就是说在利己或是利他的情况下，用社会商品的价值来判断自己的言谈举止，以确定划得来划不来，以确定自己是否继续或停止行为。在孟子看来，行为方式这个问题很不好说清楚，因为行为方式没有定规，没有公式，没有套套，即使是相同的事件，因为人物、地点、时间、环境的不同，采用同样的行为方式也会导致不一样的后果。所以孟子要从尽心、知命说起，就是要人们懂得最根本的东西，因为只有懂得了最根本的东西，才能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孔子的学生们根据孔子的言行，编纂了《论语》一书。“论”，议论，衡量，评定，评论，辩析，研究，分析和说明事理；“语”，交谈，说话，古语，词语；合起来，《论语》就是一本议论、衡量、评定、评论、辩析、研究、分析和说明事理的“说理”之书。孔子之所以举了那么多人的例子，就在于说明人们的社会行为准则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和认可。孔子的学生曾子，感到孔子所说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正心诚意”，于是便写下了“正心诚意的道路和规律”一书——《大学》。曾子的学生子思认为他的爷爷——孔子没有详细说明生活方式的问题，于是便写下了“生活方式的道路和规律”——《中庸》一书。因此，子思的学生孟子则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人们的行为方式的问题，于是孟子的学生们也根据孟子的言行，编纂了“行为方式的道路和规律”——《孟子》一书。这是一本专门探讨人类行为方式的专著，《梁惠王上》首先讲的是“爱民”的行为方式，《梁惠王下》则探讨了“爱民”的行为方式即是“与民同乐”。《公孙丑上》则是探讨爱心、同情心、怜悯心，恻隐之心和羞耻憎恶之心的行为方式问题；《公孙丑下》则阐述了天时、地宜不如人和的思想；然而，所谓的“爱民”，并不是在我的地域内的人民我才爱护，不在我的地域内的人民我就不爱护，“爱民”是不分疆界的。孟子另外还阐述了“戒贪”，“守职”等尽忠职守的行为方式。《滕文公上》开始提出“性本善”的思想，即怎样行善？怎样以身作则的问题，并且批驳了墨子学派“兼相爱”的思想，指出人与人之间的爱是有差别等级的，因此，爱民是对一个社会整体性的关爱，并不是泛爱、乱爱，其间是有差别等级的。《滕文公下》则讨论了爱民的行为方式的价值取向问题。《离娄上》是探讨行为方式的规范问题，用社会行为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尊重所有人、仁爱所有人、人人平等，才是无敌于天下。这其实就是孔子、孟子的价值观，他们不是用爱一个人、一家人、一国人为价值衡量标准，而是用爱所有人为价值衡量标准。在《离娄下》孟子举了两个地区和年代相距都甚远的帝王，用以说明统治、管理和服务人民，其道理是一样的，那就是“爱民”！并用若干事例来说明这就是最佳行为方式。要用教育来普及来推广善良的行为，以及建立起善良的社会行为规范。这才是最佳行为方式！《万章上》是围绕着“孝”这个行为方式来进行探讨。而《万章下》则是围绕着交“友”、“做官”以及“寄人篱下”的行为方式这些问题而展开的。《告子上》则从行为方式问题深入到人的内心，即人性的善恶。而行为方式，是人们按照一定道德原则和社会行为规范，在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关系上，从本人意志出发自主选择的行为。行为方式过程包括三个基本环节：确定目的和形成动机、实际的行动、行动后的效果和评价。行为方式包括两种基本类型，即善行和恶行。其实每个人在其有所作为时，都会考虑选择最佳行为方式，但很多人往往选择不到最佳行为方式，而选择了很不好的行为方式，这是为什么呢？譬如一小筐饭，一小碗汤，得到它就可以生存，得不到就会死去，大声叫喊着给予，路上的行人都不会接受；践踏过再给人，连乞丐都不屑一顾；这就是一般人选择的行为方式。因为这谁都知道，这是对人格的侮辱。可是在面临财富、名誉、地位时，很多人就丧失了本质的良心，以至于所追求的东西超过了生命的价值。这些都是因为缺乏文化知识所导致的，因此，孟子探讨行为方式的目的也就在于此了。《告子下》则把重点放到了讨论行为规范与行为方式的问题上。《尽心上》则是从本性与行为的关系问题转到心理与行为的关系上，也就是人在生存、生活、工作中根据什么样的心理选择什么样的行为方式问题。《尽心下》则是对“自身修养”的尽心知命与行为方式间关系的探讨。为什么要讨论“性本善”的问题？这不是孟子、告子忽发奇想，而是孟子就探讨最佳行为方式的问题而顺理延伸下来的。人，既然要生活、要工作，就要有所作为；而人们的每一个、每一次所作所为，每每都要面临选择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是很多人感到迷惑和痛苦的事情，很多人在无法决定选择时，便胡乱行为，结果弄得事情一塌糊涂，事后悔恨不已。因此，孟子认为，行为方式问题在人的一生中占很重要的位置！本是好心，却办了错事、坏事，这就是源自于人们的教育程度不够，学识不丰，不肯思想，不能思考。《孟子》一书所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孟子的学生告子的思想就如同现代西方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理论一样（20世纪初创始于美国，创始人是华生），其理论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可以共证和观察到的行为，而不是意识。行为是有机体用以适应环境的各种身体反应的组合，不外是肌肉收缩和腺体分泌，通常由各种环境刺激所引起。心理学的任务就是要确定刺激与反应间的规律，从而预测和控制人类行为。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客观观察法、条件反射法、言语报告法和测验法，而不是内省法。后来美国又兴起一种“新行为主义心理学”（20世纪30年代创始于美国，主要代表人物有托尔曼、赫尔和斯金纳等），它的理论继承了早期行为主义的基本立场，保留了早期行为主义对人的行为进行客观研究，找出刺激与反应间规律的方法，试图建立关于人类学习或行为改变的严密理论。和早期行为主义不同，吸取了其他心理学派的一些概念，开始重视对肌体内部条件和行为动机的研究，重视行为的整体性。但仍未摆脱早期行为主义拒绝研究意识的立场。现在看来，行为主义的理论太简单化和绝对化了，不能因为头脑中的活动看不见，就否认人的思维和意识的存在。心理学毕竟要研究人的心理的内部过程。再者，人的社会活动极为复杂，不是简单的行为工程所能阐明的。而精神分析学派认为，心理学是研究“无意识”的作用。其主要兴趣在于探讨人在生活中基本的心理动机。认为人的根本心理动机都是无意识的冲动。正是这种强有力的“无意识”的心理活动在人的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根本作用。至于有意识的心理过程则只是显露在表面的一些孤立的片断。近年的新精神分析已不再那么强调生物冲动的作用，而更为重视人际间的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方式。在西方社会中精神病发病率很高，许多病因都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道德堕落有关，所以精神分析理论很容易就被接受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约束，不成社会。因此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会放纵人们的所作所为，总会制定某些对人有约束力的规则。规则本来只是要人们放弃那些可能危害社会的冲动和行为，其理由还是基于个人的；只有这样，个人才活得更好。因此，规则的制定就有了两个彼此矛盾的目标，一是尽量满足人们的自由天性，因为规则是人们制订出来为自己服务的；二是通过束缚人的某种天性来满足社会秩序的需要，因为实行范围宽泛的自由需要以牺牲部分个人自由为代价。因此，一种合理的文化的基本标志就是：以最低限度的规则来保证上述双重目标的实现。然而，西周以后的奴隶主贵族统治阶层，为了自己统治的需要，就制定了颇为详细和繁杂的“周礼”，以保证自己的既得利益，从而使“礼”——社会行为规范具有了很重的阶级倾向，成为压迫普通人民百姓的规则。弗洛伊德的“压抑”论就是阐述这个问题的。弗洛伊德认为，一方面人的内在生物性的情欲是最基本的冲动；另一方面人的社会习俗、礼教和道德又约束着这种原始冲动的发泄，将其压抑到无意识中去。意识的内容是理智的、自觉的；无意识的内容多是与理智、道德相违背的。当理智与无意识的矛盾激化，就造成神经症。为了治病就需要对病人的无意识进行心理分析。这就是精神分析。然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却没有解决这个压抑问题以及神经症问题。而孔子和孟子却用“仁、义、礼、智、信”解决了这个问题。“礼”，作为社会行为规范对人会不会有压抑作用呢？回答是：肯定有！只要是有阶级的社会，其统治阶级所制定的社会行为规范也必然会对被统治阶级产生压抑作用。即使是在无阶级的社会里，社会行为规范也会对某些人产生一定的压抑作用。因为人的本性是解除饥饿和获得爱欲，而在解除饥饿和获得爱欲的过程中，每一个人必然有他自己的行为方式，而这些各种不同的行为方式，不一定都能符合既定的社会行为规范。所以，作为社会行为规范，既然要求人们的社会行为趋同，必然也就会对某些人产生压抑作用。因此，私心越重的人，就会感觉到这种压抑作用越大。所以，在一种旧的社会行为规范趋向破灭，而新的社会行为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时，整个社会就会出现混乱。混乱的加剧则迫使人们要另外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行为规范以及，或者是“法制”！孔子的“克己复礼”，就是希望恢复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以维系社会的安定。而“以礼治国”和“以法治国”有什么不同呢？或者说，“以礼治国”和“以法治国”哪个更重要呢？其实两个都重要，既要“以礼治国”，也要“以法治国”！因为，“礼”，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有许多是人们约定俗成的，并不见于法律条文，也不可能都纳入法律条文。比如爱，比如恨，比如孝，比如随机应变、随波逐流、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等等，比如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等。法律不可能规定人们去爱什么、恨什么，不可能规定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日常的行为方式。所以，一个社会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乃至到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阶层、一个行业，都有各自不同的行为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才会趋同。而人们的社会行为趋同，人类社会才会出现安定与团结的局面。那么，既然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对某些人会产生一定的压抑作用，那么，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如果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某些人就会用种种借口，无意识地、下意识地、或有意识地来违背甚至破坏既定的社会行为规范。社会行为规范被破坏得越严重，人们的行为方式就越混乱，社会也就越混乱。既然人的本性是解除饥饿和获得爱欲，而饥饿的解除和爱欲的获得则是人的快乐原则，那么，依照孔子的意见，“兴於诗。立於礼。成於乐。”（《论语·泰伯》）孔子认为华夏文化中所含的“仁、义、礼、智、信”首先来自于从商末周初发源于民间的《诗经》。《诗经》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爱情生活、生产劳动情感的发挥，其包含了文学、艺术、生活、生产、哲学、天文、地理、宗教的情感和知识，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但是，光“兴于诗”还是不行的，要“立于礼”，就是说，要立足于社会行为规范，要有一定的典章制度的约束，还要有礼貌礼节的仪态，才能最后“成于乐”。乐是什么？就是“安居乐业”的“乐”。这个“乐”就是人类所孜孜不倦追求的最高目的。人类自从有了思维以后，就开始思索，如何才能让自己身体的感观能获得最大的愉悦。于是，食物、衣物、房屋、车辆舟船等被相继发明出来。然后这些东西就越来越精细，越来越符合人们的需要，越来越使人们离不开。而获得更好的东西，即可以满足人们饥饿的解除和爱欲的获得，从而使身心愉悦。于是人们的欲求心就越来越强，以至于到现在，再高明的科学技术也满足不了人们的欲望。而欲望（包含着贪求、贪婪、渴望、热望、贪恋、恐惧、挫折感、自负、烦恼、愤怒、焦虑以及寻求欲、获得欲、享受欲、贮藏欲、消费欲等）得不到满足，人们就产生了痛苦，因而快乐就越来越少了。除了极少数人似乎能得到满足外——不论是狂喜的满足还是恬静的满足——人们都不会突然中止自己的欲求，好了还要想好，然而大部分人的欲望都是得不到满足的。虽然有些有短暂片刻的满足，但那只是瞬间的满足，转瞬间即象泡沫一样消逝在广大的欲海中，人们又开始新的欲望的渴求，有了新的期盼，希望拥有未来的意向。因此人们就越来越痛苦。所以孔子说“成于乐”，乃是希望人们能从《诗经》中学到一些古代劳动人民返璞归真的思想，能立足于普遍的社会行为规范，然后，成就自己的快乐！也就是说，要彻底消灭人的欲望是不可能的，最起码人类要欲求食物与空气，使自己能得以生存。那么，人们就应该满足于既得的或容易满足的目标，树立起“仁、义、礼、智、信”的信念，以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仁）为基础，选择最佳行为方式（义），然后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礼），并且要用智慧（智），就是孟子所说的尽心、知命，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诚信（信），才能够获得快乐。因为，要想获得快乐，就不得不选择行为方式，行为方式不对，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而选择行为方式，就必须要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如果不遵守，那么也达不到目的。因为人们的社会行为不趋同，别的人就不认可你的特立独行的行为方式。而遵守社会行为规范，选择最佳行为方式，就必须要用智慧，要能尽心、知命，不用智慧，就选择不到最佳行为方式。因此，用了智慧，遵守了社会行为规范，又选择到了最佳行为方式，就要诚信地对待这一切事情，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因为，不诚信待人，就是心中有愧，也就不能得到快乐。而建立起这种“仁”的关系后，才能减少矛盾，减少冲突，减少争斗！有了“仁”的关系，人们也才有凝聚、团结的可能，而只有人们都团结起来，人们才有可能得到幸福的生活，才能够获得快乐。所以“礼”——社会行为规范是人类社会中必须要有而且是重于法制的，因为法律只是警戒和惩治犯罪的人，而不能使人们的社会行为趋同。就拿家庭暴力问题来说，法律只能调解和很轻地惩治施暴者，而家庭暴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恶性案件，这时法律惩处的就将是受虐者（因为受虐者的反抗将会超出法律的规定）。而只要有了一定的社会公理解释体系和行为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才会趋同，犯法犯罪的人才会减少。所以，“仁、义、礼、智、信”问题，乃是人生中很重要的问题。孟子认为，只有尽心知命而修养自身后，才能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而采取了最佳行为方式，人才会有真正的快乐。不能尽心知命，虽然可以修养自身，但也选择不到最佳行为方式，而选择不到最佳行为方式，就不会有真正的快乐。不能尽心知命，又不能修养自身，那就更不可能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所以，为人处世，首先要尽心知命，然后修养自身，减少欲望，才能获得终生的快乐。道德教育不能只是传授一堆抽象的原则，提供几个完美的人物典范，还要给出一些复杂的处境，让人们知道怎样在现实的环境下明智地行动，把道德原则应用在实践的需要之中。那么，读了《论语》后还要不要读《孟子》？当然还需要读！读完《论语》后我们还有一些没想明白、没想清楚的问题，在《孟子》中则可以找到答案。如果是先读《孟子》，那就更要去读《论语》了。 武 艺 二○○三年八月十八日完稿于贵州省贵阳市新添寨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修改于贵州省贵阳市花香村

为什么要读《孟子》？

因为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孟子》“四书 ”之一。战国中期孟子，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为孟子、孟子弟子所作最早见于赵岐《孟子题辞》：“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十一篇，现存七篇十四卷。总字数三万五千余字，286章。同孔子一样，孟子也是受得弟子的尊崇，除却弟子，更有无数后人的称赞与敬佩。这大概是源于他的“论战纵横捭阖，口才简直独步天下”。时代的远逝，剥夺了我们拥有时间交集的可能性，穿越版的痴人妄说也只能是笑谈臆想，要走进亚圣孟子，还得回到国学原典《孟子》。《孟子》里孟子的出场似乎不是很风光，梁惠王——在这本书里他见到的第一位国君是这样向孟子打招呼的：“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这个梁惠王很坦率，一点也不装，能用“红包”表达的尽量不用语言。第一次面对面，就是这样的尴尬，孟子那可是圣人呀，不管怎样说，这样斯文扫地，是可忍孰不可忍？更何况，“仁政”功在千秋，利在万世，我告诉你们这些国君诸侯，可是帮你千秋万代，基业永保，干嘛还要这样低三下四？要是孔子在世，道不同不相与谋，说不定回来一场扭头便走的旅行。孟子却留下来了，我们替孟子窝火，这跟伟大的差距也实在太大了。孟子会慢慢的调教这个梁惠王的。《寡人之于国》章讲到，终于有一天，梁惠王与孟子谈心，讲到近来一件很费脑筋，也很让自己感伤的事情：“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看看梁惠王这个语气“尽心焉耳矣”，一连用了“焉耳矣”三个语气词，这当中有自我的肯定，有对孟子如何正确认识梁惠王伟大贡献的委婉提示，还有对不谙官场风情一直在沉思不肯点赞的孟子的期待。越是这样，孟子回答这个问题的难度很大，因为梁惠王的逻辑是建立在自己毫无过失而错在天下负我的基础之上的，他的疑惑就那样的怨天尤人：这百姓的良心哪里去了？我那五星级的执政能力为何得不到承认？不仅如此，如果大家懂得梁惠王，回答问题还有风险的。孟子说：“王好战，请以战喻。”就是这样一个近乎即兴发挥出来的类比，让我们感到了孟子强大的逻辑能力与应变速度，也感觉到了孟子在棘手的问题、难缠的对手面前展示出的论辩技巧！能在刹那能将对手打的哑火，还能“引君入彀”，让对手在深刻的反思之后毫无怨言，恐怕所有的读者都异常的快意于这次成功的突围！孟子这样的胜利还有很多。但是，如果把这种论战技巧的高妙这当做孟子的伟大，难免低幼了，也不能把孟子与战国时那些巧舌如簧的纵横家区别开来。真的伟大恰恰在孟子的论战技巧的背后——那些真实的尴尬与困窘。列位看官，我们看到了孟子潇洒，甚至“跋扈”的一面，但是谁人看到这一幕幕背后的酸楚与艰辛？我们还记得当时面对梁惠王好不礼貌的称谓“叟”，孟子选择了留下来;当他发现了梁惠王其实执政能力不过接近及格线，而且证据确凿的时候，孟子不是一鼓作气将死梁惠王，而且循循善诱，颇有耐心。这让我们很多热血青年抱打不平，要是换了我们，一定让梁惠王好看！来源：锦绣·中旬刊

山东临沂有什么历史著名人物？

一代名相——诸葛亮
诸葛亮（181.4.14～234.8.28），字孔明，号卧龙，汉族，琅邪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蜀汉丞相，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理论家,发明家。在世时被封为武乡侯，谥曰忠武侯。以“隆中对”辅佐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出任丞相。六出祁山攻魏未果，病逝于军中。被后代推为智慧化身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君典型。传曾革新连弩，制造木牛流马。著有《诸葛亮集》。
书圣——王羲之
（303-361）逸少，琅琊临沂人，东晋书法家、文学家，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习称王右军。精通书法，备精诸体，尤善楷行，博采众长，自成一家。书风劲健遒美，为历代所崇尚，世称“书圣”。所作《兰亭集序》被誉为天下第一书。
王献之，
字子敬，汉族，书法家、诗人，祖籍山东临沂，生于会稽（今绍兴），王羲之第七子。死时四十三岁。以行书和草书闻名后世。王献之幼年随父羲之学书法，兼学张芝。书法众体皆精，尤以行草著名，敢于创新，不为其父所囿，为魏晋以来的今楷、今草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并称为“二王”。
王韶之
（380~435）字休泰，山东临沂人。曾祖父王暠，晋骠骑将军。祖父王羡之，镇军掾。父亲王伟之，郎中令。韶之家贫，父为乌程令，因居县境。好史籍，博涉多闻。初为卫将军谢琰行参军。伟之少有志尚，当世诏命表奏，辄自书写。泰元、隆安时事，大小都记录下来，韶之因此自己编写《晋安帝阳秋》。既成，时人说宜任史职，即除著作佐郎，往后接着写。他善于叙事，词汇丰富。迁尚书祠部郎，任在西省，也叫西省郎。转中书侍郎。刘裕命令王韶之及皇帝左右毒死了晋安帝司马德宗。晋恭帝司马德文即位，王韶之迁任黄门侍郎，领著作郎，西省如故。所有诏奏，都出自他之手。
颜延之
(384～456)南朝宋文学家。字延年。祖籍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东晋末，官江州刺史刘柳后军功曹。刘裕代晋建宋，官太子舍人。少帝时，出为始安太守，文帝时，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所以后世也称他为颜光禄。
颜延之和陶渊明私交甚笃,在江州任后军功曹时,二人曾过从盘桓；其后出任始安郡，路经浔阳，又与陶渊明在一起饮酒，临行并以两万钱相赠。陶渊明死后，他还写了《陶徵士诔》。
书法家——颜真卿
（708-784）字清臣，祖籍琅琊临沂(今费县)人。唐代大臣，书法家。为官耿正，不畏权势。安史之乱中，起兵抗敌，被推为盟主。后为叛军李希烈所害。楷书端庄雄浑，世称“颜体”；行草书纵横跌宕中具凝炼厚之势。《祭侄季明文稿》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
颜杲卿
（692年—756年），字昕，唐朝长安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 颜杲卿唐朝官吏。初任范阳户曹参军，旋升为营田判官，假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叛乱，应其从弟平原太守颜真卿之约，联合起兵断禄山后路，设计杀禄山部将李钦凑，擒高邈、何千年。河北响应的有十七郡。次年常山为史思明所破，他被执送至洛阳安禄山处，遭杀害 .
颜之推
（529—595年），字介，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北齐文学家。出身于官僚世家，学有家传。其父颜协、兄颜之仪并为知名文学家，有诗文传世。所著《颜氏家训》一书，是北朝后期重要散文作品；《北齐书》本传所载《观我生赋》，亦为赋作名篇。
24孝之一——王祥
(185-269)字休征，西晋琅琊（今临沂）人，历汉、魏、西晋三代。东汉末年隐居20年,仕晋官至太尉、太保。以孝著称，为二十四孝之一，“卧冰求鲤”的主人翁。“书圣”王羲之五世祖王览的同父异母兄。
算圣——刘洪
(140-206)，字元卓，蒙阴人，东汉天文学家，曾任郎中、上计掾、太守。编制了我国第一部引进月球运动不均匀性的《乾象历》。与文学家蔡邕续补《汉书．律历志》。首创珠算。著有《七曜术》。
荀卿——荀子
(约前313-前238)，名况，时人尊而号为“卿”。战国思想家、教育家。赵国人，游学于齐，三为稷下学宫祭酒(学长)。继赴楚国，为兰陵(今苍山兰陵镇)令。著书终老其地。著有《荀子》。
爱国将领——左宝贵
(1837-1894)，字冠廷，平邑人。回族。清末将领，官至总兵、提督。甲午战争中，率部东援朝鲜，守平壤玄武门，登城督战，虽受枪伤，犹裹创指挥，中炮阵亡。与丁汝昌、邓世昌并称甲午三英。
宗圣——曾子
（前505～前436），姓曾，名参，字子舆，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今山东省平邑县人，一说山东嘉祥县人）。生于东鲁，移居武城，十六岁拜孔子为师，他勤奋好学，颇得孔子真传。积极推行儒家主张，传播儒家思想，曾参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学派，对孔子的儒学学派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和建树。曾参以他的建树，终于走进大儒殿堂，与孔子、孟子、颜子（颜回）、子思比肩共称为五大圣人。
秦朝猛将——蒙恬
(?—前210年)，秦始皇时期的著名将领，被誉为“中华第一勇士”。汉族，祖籍齐国，山东人。初任狱官，后为将。秦统一六国后，率兵北击匈奴，并筑长城，修直道。传说他曾改良过毛笔，是祖国西北最早的开发者，也是古代开发宁夏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