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战国策序跋(3)
姚宽战国策后序
右《战国策》，《隋经籍志》，三十四卷，刘向录，高诱注，止二十卷，汉京兆尹延笃《论》一卷。《唐艺文志》，刘向录已阙二卷，高诱注乃增十一卷，延笃《论》时尚存。今所传三十三卷。《崇文总目》高诱注八篇，印本存者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详所谓。延笃《论》，今亡矣。其未曾经曾南丰校定者，舛误尤不可读。其浙、建小字刊行者，皆南丰所校本也。括苍耿氏所刊，卤莽尤甚。
宣和间，得馆中孙固、孙觉、钱藻、曾巩、刘敞、苏颂、集贤院共七本，晚得晁以道本，并校之，所得十二焉。如用“埊”、“”字，皆武后字，恐唐人相承如此，诸公校书，改用此字，殊不可解。窦苹作《唐书》，释武后用“埊”字云“古字，字见《战国策》”，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埊”乃古‘地”字。又“埊”字，见《亢仓于》、《鹖冠子》，或有自来，至于“”字，幽州僧行均《切韵训诂》，以此二字皆古文，岂别有所见耶?
太史公所采九十三事，内不同者五。《韩非子》十五事，《说苑》六事，《新序》九事，《吕氏春秋》一事，《韩诗外传》一事，后甫谧《高士传》三事，《越绝书》记李园一事，甚异。如正文遗逸引《战国策》者，司马贞《索隐》五事，《广韵》七事，《玉篇》一事，《太平御览》二事，《元和姓纂》—事，《春秋后语》二事，《后汉地理志》一事，《后汉》第八《赞》一事，《艺文类聚》一事，《北堂书钞》一事，徐广注《史记》一事，张守节《正义》一事，旧《战国策》一事，李善注《文选》一事，省今本所无也。至如“张仪说惠壬”，乃《韩非子初见秦》书，“厉怜王”引诗，乃《韩诗外传》，既无古书可以考证，第叹息而己。某以所闻见，以为集注，补高诱之亡云。上章执徐仲冬朔日，会稽姚宽书。
吴师道战国策校注序
先秦之书，惟《战国策》最古，文最讹舛，自刘向校定已病之。南丰曾巩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后汉高诱为注，宋尚书郎括苍鲍彪诋其疏略缪妄，乃序次章条，补正脱误，时出己见论说，其用意甚勤，思尝并取而读之，高氏之疏略信矣，若谬妄，则鲍氏自谓也。东莱吕子《大事记》，间取鲍说而序次之，世亦或从之。若其缪误，虽未尝显列，而因此考彼，居然自见，遂益得其详焉。盖鲍专以《史记》为据，马迁之作，固采之是书，不同者当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于存古，学莫善于阙疑。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残文;汉儒校经，未尝去本字，但云“某当作某”、“某读如某”，示谨重也。古书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鲍直去本文，径加改字，岂传疑存旧之意哉?比事次时，当有明征，其不可定知者，阙焉可也，岂必强为傅会乎?
又其所引书，止于《淮南子》、《后汉志》、《说文》、《集韵》，多摭校书之见闻，不问本字之当否。《史》注自裴、徐氏外，索隐、正义皆不之引，而《通鉴》诸书亦莫考。浅陋如是，其致误固宜。顾乃极诋高氏以陈贾为《孟子》书所称，以伐燕为齐宣，用是发愤更注;不思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闵之年，《通鉴》谓《史》失其次也。鲍以赧王为西周君，而指为正统，此开卷大误，不知河南为西周，洛阳为东周。《韩非子》说秦王以为何人，魏惠王盟臼里以为他事，以鲁连约矢之书为后人所补，以魏几、鄢陵为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中山司马子期为楚昭王卿，此类甚多，尚安得诋高氏哉?其论说自谓“翊宣教化”，则尤可议。谓张仪之诳齐、梁为将死之言善，周人诈以免难为君子所恕，张登狡狯非君子所排，苏代之訑为不可废，陈轸为绝类离群，蔡泽为明哲保身，聂政为孝，乐羊为隐忍，君王后为贤智妇人，韩几瑟为义嗣，卫嗣君为贤君，皆悖义害正之甚者。其视名物、人、地之差失，又不足论也。
鲍之成书，当绍兴丁卯。同时剡业姚宏亦注是书，云得会稽孙朴所校，以阁本标出钱藻、刘敞校字，又见晋孔衍《春秋后语》，参校补注，是正存疑，具有典则。《大事记》亦颇引之，而世罕传，知有鲍氏而已。近时，浚仪王应麟尝斥鲍失数端，而庐陵刘辰翁盛有所称许。以王之博洽，知其未限悉数，而刘特爱其文采，他固弗之察也。吕子有云：“观《战国》之事，取其大旨，不必字字为据。”盖以游士增饰之词多，矧重以讹舛乎?辄因鲍注，正以姚本，参之诸书，而质之《大事记》，存其是而正其非，庶几明事迹之实，求义理之当焉!
或曰：《战国策》者，《六经》之弃也。子深辨而详究之，何其戾?鲍彪之区区，又不足攻也。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识融，则异端杂说，皆吾进德之助，而不足以为病也。曾氏之论是书曰：“君子之禁邪说者，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皆知其不可为，然后以禁则齐，以戒则明。”愚有焉尔。是非之在人心，天下之公也。是，虽刍区荛不遗;非，虽大儒必斥。屈何择于鲍氏哉!特寡学謏闻，谬误复恐类之。世之君子有正焉，固所愿也。泰定二年岁乙丑八月日金华吴师道序。
吴师道曾序跋
《国策》之书自刘向第录，逮南丰曾氏，皆有序论以著其大旨。向谓战国谋士，度时君所能行，不得不然。曾氏讥之，以为“惑流俗而不笃于自信”。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圣贤之法，而终谓“禁邪说者，固将明其说于天下”。其论正矣。而鲍氏以为是，特求其故而为之说者。《策》乃史家者流，善恶兼书，初无决择，其善者孔、孟之所不能违，若之何置之?鲍之言，殆后出者求备邪?
夫灭下之道，王伯二端而已。伯者犹知假义以为名，仗正以为功。战国名义荡然，攻斗并吞，相诈相倾，机变之谋，唯恐其不深;捭阖之辞，唯恐其不工;风声气习，举一他而皆然。间有持论立言不戾乎正，殆千百而一二尔。若鲁仲连盖绝出者，然其排难解纷，忼慨激烈，每因事而发，而亦未闻其反正明本，超乎事变之外也，况其下者乎?当是之时，本仁祖义，称述唐、虞、三代，卓然不为世俗之说者，孟子一人而已。求之是书无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唯载其绝春申之书，而不及其他。田子方接闻孔氏之徒，其存者仅仅一言。又何略于此而详于被邪?《史》莫大于《春秋》，《春秋》善恶兼书，而圣人之心，则欲寓褒贬以示大训。是书善恶无所是非，而作者又时出所见，不但记载之，为谈季子之金多位高，则沾沾动色;语安陵嬖人之固宠，则以江乙为善谋，此其最陋者。夸从亲之利秦兵不出函谷十五年，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虽甚失实，不顾也。厕雅于郑，则音不纯;置薰于莸，则气必夺。善言之少，不足以胜不善之多。君子所以举而谓之邪说者，盖通论当时习俗之敝，举其重而名之也。近代晃子《读书志》，列于纵横家，亦有见者。且其所列，固有忠臣义士之行，不系于言者。而其继春秋，抵秦、汉，载其行事，不得而废，曾氏固已言之，是岂不知其为史也哉?
窃谓天下之说，有正有邪。其正焉者主于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之于是书也，考事变，究情伪，则守益以坚，知益以明。小人之于是书也，见其始利而终害，小得而大丧，则悔悟惩创之心生。世之小人多矣，固有未尝知是书，而其心术行事无不合者。使其得是书而究之，则将有不为者矣。然则所谓明其说于天下，为放绝之善者，讵可訾乎?
历代战国策序跋(5)
黄丕烈重刻剡川姚氏本战国策并札记序
桑老顾千里为予言，曾见宋椠剡川姚氏本《战国策》，予心识之。厥后遂得诸鲍绿饮所，楮墨精好，盖所谓梁溪高氏本也。千里为予抉卢氏雅雨堂刻本一过，取而细读，始知卢本虽据陆敕先抄校姚氏本历刻，而实失其真，往往反从鲍彪所改及加字并抹除者，未知卢、陆谁为之也?夫鲍之率意窜改，其谬妄固不待言，乃更援而入诸姚氏本之中，是为厚诬古人矣!金华吴正传氏重校此书，其自序有曰：“事莫大于存古，学莫大于厥疑。”知言也哉!后之君子，未能用此为药石，可一慨已!
今年命工，纤悉影橅宋椠而重刊焉。并用家、藏至正乙巳吴氏本互勘，为之《札记》，凡三卷，详列异同，推原卢本致误之由，订其失，兼存吴氏重校语之涉于字句者，亦下己意，以益姚氏之末备。大旨专主师法乎阙疑、存古，不欲敬取文从字顺;愿贻诸好学深思之士。吴氏校每云“一本”，谓其所见浙建括苍本也。今皆不可复得，故悉裁之。宋椠更有所谓梁溪安氏本，今未见，见其影钞者，在千里之从兄抱冲家。其云“经前辈勘对疑误，采正传《补注》，标举行间。”惜乎不并存也。非一刻小小有异。然皆较高氏本为逊，故不复论。嘉庆八年八月八日吴县黄丕烈撰。
顾广圻战国策札记后序
黄君荛圃刻姚伯声本《战国策》及所撰《札记》既成，属广圻为之序。爰序其后，曰：
《战国策》传于世者，莫古于此本矣!然就中舛误不可读者，往往有焉。考刘向《叙录》云：“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是向书初非不可读者也。高诱即以向所定著为之注，下迄唐世，其书具存，故李善、司马贞等征引依据，绝无不可读之云。逮曾南丰氏编校，始云疑其不可知者，而同时题记类称为舛误。盖自诱注仅存十篇，而宋时遂无善本矣。伯声续校，总四百八十余条，其所是正，亦云多矣，但其所萃诸本，既皆祖南丰，又旁采他书，复每简略，未为定本，尚不能无刘原父之遗恨耳。厥后吴师道驳正鲍注，用功甚深，发疑正读，殊有出于伯声外者矣!今荛圃之《札记》，虽主于据姚本订今本之失，而取吴校以益姚校之未备，所下已意，又足以益二家之末备也。见于不可读者，已稍稍通之矣。后世欲读《战国策》，舍此本其何由哉?
广圻于是书，寻绎累年，最后于《叙录》所云“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者，恍然而知《战国策》实向一家之学，与韩非、太史公诸家抵牾，职此之由，无足异也。因欲放杜征南于《左氏春秋》之意，撰为《战国策释例》五篇：一曰“疑年谱”，二曰“土地名”，三曰“名号归一图”，四曰“诂训微”，五曰“大目录”。私心窃愿为刘氏拥篲清道者也。高注残阙，艰于证明，粗属草稿，牵率未竟，他年倘能遍稽载籍，博访通人，勒为一编，俾相辅而行，未始非读此本之助也。谂诸荛圃，其以为何如?嘉庆癸亥十一月元和顾广圻。
于鬯战国策注序
《战国策》者，经学之终而史学之始也，其书宜无人不读。今学者固无人不读《战国策》，然而考求之者甚鲜。夫国朝诸儒，其能究古籍远迈前贤矣，而从事于《战国策》者，元和顾氏徒托空言，使其欲放杜征南释例有成，必大可观。今则惟推吴黄氏《札记》恪守家法，然不过严字句之异同;高邮王氏《杂志》，摘条立案发明，恨其太少;金山顾氏，能为《编年》;阳湖张氏、歙程氏，专门舆地。类皆具策书之一体者，五人而已矣。若夫林氏《战国纪年》、黄氏《周季编略》、顾氏《七国地理考》等书，亦为读《策》者之助，而作者不专为此书发也。自汉高氏至于宋有鲍氏，自宋鲍氏至于元有吴氏，落落三家。吴氏之后，绝无闻有继起巍然成—家者。至于姚氏，存古之功足多，若其所著，即黄氏师法之所取，亦仅在字句异同，实不足副此书之全量。见吴氏既知姚氏之能存古，鲍氏之窜乱古本，则奚不即补注姚氏之书，顾乃依鲍窜乱之本，而必欲节节为之辨驳，亦可谓舍其康庄，而争步于蹊间者矣。要之，高注既古而多佚，鲍氏缀补之勤，吴氏考校之密，三家固鼎峙千秋也。
鬯不敏，初欲掇鲍、吴两家之注，入之高注之本，俾古本存而义亦备，且义备然后古本赖以久存，于是采录之际，不能不旁征他籍，即不能无意为取舍进退于其间，送成《战国策注》三十三卷，别补姚氏《序录》一卷，作《年表》一卷，附之高本，存于姚氏，至今又分两刻。卢氏之刻不及黄氏之善，故一仍黄刻，其误文不加改，厥文不加补，羡文不加删，错文不加乙，一切具于注中。诚以家法所在，虽读者病不便，不顾矣。意拟他日宜为一塾课本，凡应改、应补、应删、应乙者，悉为雌黄;且易分国而通为《编年》，如陆陇其《战国策去毒》之例，与此本相辅而行，兢兢乎蹈鲍氏窜乱之辙，未敢也。惟是其书既介经终史始之间，则其人其才，必可以注经，可以注史，然后可以注此书。末学疏浅，乡居又艰获佳籍，即经目遗忘亦多，时有不安，辄意改易，顾此失彼，遂相牵动，抵牾纷坛，知不能免，夫恶敢仰承三家之绪哉?后有作者，得比而审决更定之，则幸甚!光绪三十有四，(宣统初立之年)十有二月十日南汇于鬯香草序。
吾朝无国策注家，而日本却有之。鬯所见关修龄《高注补正》、横田维孝《正解》、平井鲁堂《讲义》三家。《讲义》不足云，关、横田两家虽学浅，而于虚义理所在时有体会，间出武断，颇可摘取。至于《策》学之难，首在年纪、地理两大端，彼固茫乎其未辩也。尚有谭周者，却主姚氏之本，又有碕明允《通考》，两书并未之见。横田书中有引碕哲夫说，即明允也。鬯又记。
所得旧刻《国策》，单鲍注残本，存西周、东周、齐、楚、赵、韩六卷，书首序叶已失。其赵策“以正殷纣之事”，“殷”字厥笔作“股”，避宋宣祖讳，而他处“殷”字又不阙笔，盖元以后翻宋本也，故其阙笔已校补，而偶失一未补耳。亦小有讹，然不讹者多，合之吴本，间有异。此真鲍本，非如黄《札记》以至正乙巳本为鲍本，未免差尔。十一日又记。
战国策注二十三卷孔昭焕家藏本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
旧本题汉高诱注。今考其书，实宋姚宏校本也。
《文献通考》引《祟文总目》曰：“《战国策》篇卷亡阙，第二至第十、第三十一至第三十三阙。又有后汉高诱注本二十卷，今阙第一、第五、第十一至二十，止存八卷。”曾巩校定序曰：“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此为毛晋汲古阁影宋钞本。虽三十三卷皆题曰高诱注，而有诱注者仅二卷至四卷、六卷至十卷，与《崇文总目》八篇数合。又最末三十二、三十三两卷，合前八卷，与曾巩序”十篇数合。而其余二十三卷，则但有《考异》而无《注》。其有《注》者多冠以“续”宇。其偶遗“续”字者，如《赵策》一“郄疵”注、“雒阳”注，皆引唐林宝《元和姓纂》;《赵策》二“瓯越”注，引魏孔衍《春秋后语》;《魏策》三“芒卯”注，引《淮南子注》。衍与宝在诱后，而《淮南子注》即诱所自作，其非诱《注》，可无庸置辨。盖巩校书之时，官本所少之十二篇，诱书适有其十，惟阙第五、第三十一。诱书所阙，则官书悉有之，亦惟阙第五、第三十一。意必以诱书足官书，而又于他家书内摭二卷补之。此官书、诱书合为一本之由。
然巩不言校诱《注》，则所取惟正文也。造姚宏重校之时，乃并所存诱《注》入之。故其自序称“不题校人并题续注者，皆余所益”。知为先载诱《注》，故以“续”为别。且凡有诱《注》复加校正者，并于夹行之中又为夹行，与无《注》之卷不同。知校正之时，《注》己与正文并列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