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十七年文学
十七年文学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年）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历程。如果要“断代”的话应该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时期。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第一阶段应该就是“十七年文学”；第二阶段应该是“文革文学”（如果当时还有文学的话）；第三阶段是“伤痕文学”；第四阶段是九十年代至今。
我认为这十年的历程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占有相当的地位的，不应该简单的把它界定为“高度相似性”的文学时期。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和丰富的艺术内涵。当然，我也不否认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上，现代文学的作品是最丰富和最具艺术价值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艺术大家，例如鲁迅、矛盾、郭末若、巴金、冰心、郁达夫、老舍、丁玲、徐志摩等等。
十七年文学时期也产生了很多艺术成就很高的文学作品，例如：《保卫延安》、《红日》、>\>、〈暴风骤雨〉等还涌现出如杜鹏程、曲波、柳青、周立波、周而复、魏巍、姚雪垠等优秀作家，在十七年中老舍、田汉、郭沫若等老作家也奉献了不少好的作品。
十七年文学呈现的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因为是建国之初，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是非常崇拜，国人都非常积极向上，思想非常单纯，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了，所以这一阶段的作品题材大约有三个：歌颂、回忆、斗争、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所以这个时候的少数作品艺术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体现文以载道的思想，作品的风格往往失之于简单，人物也呈现一些程式化的倾向。但我觉得“十七年文学”比“伤痕文学”要从容、平静、丰富，比“今天文学”要高尚、积极（“今天文学”在我看来就是“床上文学”、“赚钱文学”、“没落文学”。
所谓十七年文学是指1949年至1966年的文学
所谓十七年文学是指1949年至1966年的文学正确的。十七年文学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无产阶级大革命”开始（1966年）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历程，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时期。“十七年”，在浩浩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程中，只能算是极短的一瞬间。当它被赋予特指的含义、承担了特殊的历史内容的时候，却再也无法忽略它在文学史上的漫长——即使已经沉淀了半个多世纪，但依然是活化石：那就是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中体现的两个方面。一、那时的文学史上最浓重的一笔就是政治性凌驾在文学性之上，政治运动造成了文学的盲从特征。面对那时的作品，我们几乎能真切的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息和那个时代人们的某些精神特征，作品被强行要求放进一个形势认可的政治思想和流行的政治倾向。当高昂的革命热情替代了文学的现实创造和诗意境界，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与这些要求相适应的文学规范。二、这十几年的历程虽有种种的不足，但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占有相当的地位的。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和丰富的艺术内涵。
关于十七年散文的一些知识
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抗美援朝的开展和胜利，为散文创作开辟了广阔天地。反映抗美援朝的散文和通讯，特写成为新中国散文创作的第一声春雷。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和人们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也成为这一时期散文创作的重要内容。且此时的散文不仅题材广泛，且形式多样，抒情散文，报告，传记文学，随笔，杂文，小品文等都在曲折中获得了发展。十七年（1949—1966）的文学严重受到政治的干预，致使单一的左翼文学控制着整个文化界。作家失去了创作的自主性，文学写作的题材、主题、风格等等被强制纳入应予遵循的体系性“规范”。纵观十七年文学，其中虽然在黑暗中曾有过几点火花，但却由于环境的力量使其瞬息即灭。起起伏伏，文学成了政治的晴雨表。
由于文体上的特点，小说受其“毒害”最大。散文、诗歌、杂文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比起五四文学，文学创作在这个时期呈现了衰退情景。散文创作也不例外地陷入某些困境。
第一，片面追求“诗意”而美化和粉饰了生活。这个时期普遍重视散文的“诗意”。但什么是“诗意”？它能给散文带来什么？散文作家和评论家对于“诗意”的理解是各种各样的。总的来说，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理解是指作家在生活中发现、提炼一种闪光的思想感情。另一种理解，是指散文中有诗的意蕴，具有诗优美、含蓄的意境。另外还有综合的看法，本文采用综合的观点。
散文的诗意化若作为艺术追求的一个内容则会合适一些，弊病在于过分地去扩大它的好处，把散文的这个特点扩展成所有优秀散文都必备的特点。这也正是由于十七年文学追求单一化的大环境下带来的片面。
杨朔是支持诗意中最自觉、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例如《荔枝蜜》，他写蜜蜂的辛勤劳动，以此歌颂千万辛勤的农民为后世酿造甜蜜生活所付出的劳动。但其中某些不值得提倡的成分则被粉饰和掩盖了。作家固然极力挖掘了生活的美，但却忽略了严峻的现实生活，因此位能更深层次地折射出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散文自觉、不自觉地美化了生活，拉大了与现实的距离。当散文只局限于表现盲目乐观的一面，则不可能对现实生活作出深刻的思考。因此，散文的发展受到阻碍也就可以理解了。
于是散文的第二个困境就也显现出来了。散文的重要特点本就在于其真挚、自然，尤其是要有作家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真实思想情感。这也是散文的重要特点之一。作家既然极力往“大”方面写，脱离生活，则作品中就显得矫揉造作，散文的最大悲哀正在于此种盲目夸大。仍然以杨朔为例。《雪浪花》中的老渔民，《荔枝蜜》中的蜜蜂，《茶花赋》中栽培茶花的花匠，他们的辛勤劳动是可爱可敬的，然而把它升华为某些象征，极尽颂扬，这就太牵强附会了。周立波曾精辟地品评杨朔的散文：“笔墨简洁，叙述明白，是作者的特长；然而也许因为过于矜持吧，文字上微露人工斧凿的痕迹。”
另外，对“小我”的忽略，成了“五四”以来散文的断层。“五四”散文无不把作家真实的情感呈现在读者面前。例如朱自清《背影》、《荷塘月色》等，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等，郁达夫、周作人、林语堂等散文大家均如此。他们虽然风格各异，但都能反映自己的真实情感。但十七年的散文是找不到自我的。作家们或不自觉地遵循“规范”，或力图从题材的多样性上另辟蹊径，以弥补失去自我的缺陷。其中，有通古论今的历史掌故，有优美的山水游记，地方人物志，也有知识小品。例如秦牧《花城》描写了南国姹紫嫣红的年宵花市，翦伯赞《内蒙访古》展现了内蒙古草原的风光和历史，刘白羽的《长江三日》写出惊涛骇浪中的磅礴气势等。但创作倾向基本是表现乐观、积极的精神，把握时代脉搏的。个人的完全消融，也就容易暴露作品中的虚伪、矫情成分。当然不是说上述作品如此，但夸张某些感情是有的。总的来说，读者并不满于这种不真实。
对比五四文学，十七年的散文创作表现出了一种山穷水尽的困境。究其根源，是由政治指挥与作家的创作观所决定。而十七年散文作家在大环境下的坚持与努力，则应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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