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为什么的六个“为什么”内容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这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实践表明，形势越是复杂，社会越是多样化，就越需要在根本问题上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密切相关的六个重大问题：（一）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二）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而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三）为什么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四）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五）为什么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能搞私有化或“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六）为什么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而不能走回头路。
六个为什么 全文
（一部分）
1.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为了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特别是揭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是伴随着工人运动登上历史舞台的，这是工人阶级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历史使命而成为一个有觉悟的阶级的标志。马克思主义是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志、指引人民争取解放、建设幸福生活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不是个别人也不是一个党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上下求索，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各种思潮，如改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唯意志论、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都先后在我国流行过、尝试过，但它们都失败了，成了历史上来去匆匆的过客。只有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深深扎根，引领中华民族走上了光明之路。包括毛泽东、邓小平在内的我们党的许多早期革命家，最初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目睹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的惨状，在他们头脑中首先产生的是救国救民的意识。他们接触、研究过各种各样的主义，最后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的许多进步人士，他们之所以能同我们党肝胆相照、精诚合作，就是因为他们有与我们党相近甚至相同的救国救民的思想起点，他们也是经过复杂的探索过程以后才信服马克思主义的。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现了拨乱反正和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伟大成就。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充分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新发展，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否则，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98页）不仅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都要竭力维护和发展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有人认为，当代西方国家不强调统一的指导思想，没有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这是不对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表明，极端个人主义始终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作为这种社会关系的反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必然要以极端个人主义为核心内容。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极端个人主义渗透和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领域，形成了一个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不仅有力维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统治，而且成为资本主义在世界上推行霸权的重要工具。
作为科学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超党性”的虚伪态度，它公开申明自己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服务的，明确宣布要把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最终解放全人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纵观人类历史，尽管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理论、学说，但没有一种理论能与马克思主义相媲美，没有一种理论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对改变世界面貌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尽管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不断遭受各种诽谤、攻击、谩骂，但马克思主义真理如燧石一样，越敲击越放出耀眼的光芒。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人民民主的政权性质，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仍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我国的发展壮大，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我们与其进行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如果我们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就是自陷困境、自毁长城。
指导思想多元化的实质是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有人认为，多元化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应该放弃所谓的“正统”及一元化观念；有人提出，应该消解、废除“国家意识形态”或“国家哲学”，宣布“马克思主义只是诸多学说中的一种”，马克思主义不应占主导地位；还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分割为所谓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想方法和社会科学有它的地位”，但马克思主义不是意识形态。近来，有人把西方一些国家的民主、宪政观念鼓吹为所谓“普世价值”，主张中国应把这些“普世价值”确立为指导思想，与国际接轨，其实是与西方制度模式接轨。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挑战。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有多少种所有制、有多少个阶级，就有多少种反映这些所有制和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不可能只有一种，而是多种，不是单数，而是复数。但是，这是就人类历史长河和世界范围而言的，具体到一个国家的一定时期来说，尽管也可能存在多种意识形态，但各意识形态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在任何社会，有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就有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关系。在阶级社会，一定的物质关系表现为一定的阶级关系，而阶级之间的关系又决定着阶级之间的思想关系。因此，总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用意识形态的“复数性存在”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没有什么理论根据。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并不是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每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也是多样的。孟子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性也。”不齐、多样是事物充满活力的表现和动力。从根本意义上说，文化的多样性是由人的文化需要的多样性决定的，不仅人与人的需要不同，而且每一个人的需求也是多样的。满足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文化需求当然就需要多种多样的文化形态。党中央提出的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重大任务，也正是为建设一种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样文化需求的多样文化。但是，各种各样的文化并不是平分秋色的，必然有主有次，必然是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旋律，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有了这个主旋律，就能保证我国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保证我国文化始终沿着进步的方向前进；有了这个主旋律，才能保证文化的多样化，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文化需求；有了这个主旋律，即使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一些杂音和噪音，我们也可以掌握主动权，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看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与发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与社会思潮的多样化并不矛盾，不仅不矛盾，而且根本一致。这就要求我们妥善处理好指导思想一元化与社会思想意识多样化的关系。列宁说：“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都十分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309页）由此可见，处理好指导思想一元化与社会思想意识多样化的关系，不仅可以防止思想僵化，而且可以防止各种腐朽和错误思潮的泛滥，从而在思想文化领域真正形成一种既有统一意志又生动活泼的和谐局面。
指导思想多元化论者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会妨碍发展民主。这是极其荒谬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民主的积极倡导者和真诚的实践者。我们党始终把追求人民民主作为革命和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目标。民主从来都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总是与一定阶级的思想、一定国家的制度相联系。抽掉民主的社会内容特别是阶级内容而当作抽象的信条，是剥夺大多数人的民主、实行少数人特权的政治势力惯常玩弄的思想游戏。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多数人的民主，而不是少数人的民主。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的理论，揭示了民主建设的规律，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民主愿望，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指明了方向。那种不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决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真正需要的民主，因为那样的民主，最终必然要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而社会主义制度一旦解体，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及其他一切权利都将付诸东流。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这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实践表明，形势越是复杂，社会越是多样化，就越需要在根本问题上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必须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不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动力。我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只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才能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巨大作用。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就是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本质和规律，使之成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只有在与实践的结合中、在指导实践发展的同时而又不断发展自身中，才能真正实现。对我们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马克思主义一定不能丢，永远不能丢，丢了就失去党魂、丧失根本，但这绝不是要我们死抱着马克思主义的片言只语或个别结论不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坚持马克思主义，到头来必然要葬送马克思主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必须始终坚持重在建设，妥善处理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要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不能缺位、不能含糊，有力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同时要坚持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努力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在最大限度扩大共识上取得最佳社会效果。正确区分学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政治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在什么范围发生就在什么范围解决，无论处理什么问题，都要有利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自觉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密切关注社会思想动态和文化发展趋势，着力提高驾驭意识形态复杂局面、引导社会思潮的能力，提高建设大众媒体、引导社会舆论的能力。
胡锦涛同志强调：“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更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在当代中国，坚持科学发展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完全可以肯定，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只要我们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马克思主义就能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会坚如磐石，任何力量都不能把它动摇！
2.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而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的巨大飞跃。但是，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我们的认识并不深刻，由此导致了“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带领人民不断探索和回答这些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实践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就是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本本上照抄来的社会主义，而是从实践中闯出来的社会主义，是汲取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探索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的必然抉择，这是其实践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他国模式“克隆”出来的社会主义，而是符合中国国情及其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是植根于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实际的自觉选择，这是其民族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走封闭僵化老路或改旗易帜邪路的社会主义，而是锐意改革、着力发展、坚持开放、以人为本、促进和谐的社会主义，是顺应时代潮流、走在时代前列的客观要求，这是其时代特色。30年来，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中华大地面貌焕然一新；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13亿中国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潮流，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确保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深入系统地阐述了改革开放“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十个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所在、特色所在和规律所在。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给出现成答案，必须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社会发展规律与中国国情紧密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只有结合，才能把理论与实践、历史与当代、世界与中国、普遍与特殊有机统一起来，从而破除各式各样的教条束缚，防止片面性和绝对化的错误；只有结合，才能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有机统一起来，集中凝结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之中，创建指导改革开放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本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利发展、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这在“十个结合”中得到了具体生动的展开、系统全面的深化。“十个结合”具有全面性、根本性和开放性，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极为宝贵的财富，必须倍加珍惜、自觉运用。
30年来，我们经历和战胜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经受了艰巨复杂实践的检验。尤其是在令人难忘的2008年，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取得了一个个重大胜利，生动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30年的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旗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征途上也出现过坎坷起伏，但这条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新的严峻挑战、新的复杂因素，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逆转，逆转违背规律，逆转就要失败。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我们党所确立的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
3.为什么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而不能搞“三权分立”
一、在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的重要成果，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积贫积弱、灾难深重的中国向何处去？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种社会势力围绕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展开了长期争论和激烈斗争。
旧中国落后在什么地方？一开始有人认为落后在技术上，因此就有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不仅令洋务运动破产，也让许多人认识到，与日本明治维新取得的成功相比，中国还落后在政治制度上。这样就有了康有为、梁启超的“百日维新”运动。他们试图依靠光绪皇帝推行新政，制定宪法，建立议会。但是，“戊戌变法”既不可能得到人民大众的理解和支持，也不能被清王朝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所接受，君主立宪制以失败而告终，而封建专制制度也终于走到了历史尽头。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试图把西方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与中国传统的考试权、监察权结合在一起，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但是，“三权分立”制度也好，“五权分立”制度也罢，在历史上并没有站住脚。袁世凯不仅解散了参议院，甚至还废除共和，复辟帝制。在随后的十几年间，参议院成为北洋军阀的玩偶和道具，北洋军阀搞伪宪闹剧，制造的是一片混乱。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为了欺骗人民，召开了“国民大会”，制定了所谓“宪法”。但是，即使这样的“宪法”，也根本没有得到真正实施。蒋介石集团彻底暴露了假民主、真独裁的面目，把中国人民推入全面内战的血雨腥风之中。
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一再见证，在封建专制制度解体过程中，君主立宪制在中国行不通；在封建专制制度解体之后，“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在中国也破了产，建立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尝试屡遭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