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在灭亡后，九位总督的最后下场如何？
清朝灭亡以后的9位总督，他们的命运各不相同。一、识时务者为俊杰！云贵总督李经羲，他有一个很出名的叔叔——李鸿章。从小受到李鸿章的影响，这个最后一任的云贵总督思想还比较开明。李经羲是云南讲武堂的创建者，所以在起义爆发的时候，他并没有与起义军为敌，自动辞去了总督一职。后来在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中任职，之后辞去职位病死在了上海。二、逆历史潮流而行，终将贻笑四方！两江总督张勋，在学生时代学历史的时候，我们对张勋复辟都不陌生。这个张勋就是当时的两江总督张勋。他在清朝灭亡之后，成了一名军阀，并在拥护溥仪的复辟活动中走上前台。结果就是轰轰烈烈的复辟运动终究是一场闹剧，失败后张勋病死。两广总督张鸣岐，辛亥起义爆发后，张鸣岐丢掉了冠位，跑到了日本。袁世凯执政之后，他又跑了回来，最后在全面抗战发生后成了汉奸。直隶总督张镇芳，张镇芳在清朝灭亡之后，首先在袁世凯的手下当官，之后支持了张勋的复辟运动，最后灰溜溜地走下了台。三、在起义中死了或者普通终老！湖广总督瑞澄，这个湖光总督瑞澄是个胆小的人，辛亥起义爆发之后，他怕丢掉小命就跑到了国外。最后又辗转回到上海，孤独终老。陕甘总督长庚，这个总督是一个八旗子弟，满清灭亡后，他选择成为一个普通人，辞去了官职，隐姓埋名生活起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这个东三省总督在辛亥起义爆发的时候，曾经妄图与起义军一较高下。失败后他认清了形势，在民国时期安稳下来撰写了清史稿。闽浙总督松寿，这个闽浙总督也是一个八旗子弟，他也是唯一一个为清朝尽忠的人。在起义军席卷闽浙地带的时候，他无力反抗之后选择了自杀。四川总督赵尔丰，四川总督赵尔丰也妄图在起义军爆发的时候镇压起义行动，结果被起义军抓住丢掉了性命，结束了高官的一生。这就是清朝灭亡后9位总督的下场，综合来说只有一个人选择忠于清朝，其他8个人都各自为自己的前途命运所奔波，可以说清朝的统治不得人心，连如同封疆大吏一般的总督都无法尽心尽责为他效力，其腐朽和灭亡也就成为必然了。
清朝灭亡后，清朝的九大总督下场怎么样？
清朝灭亡后，清朝的九大总督下场怎么样?清朝设立总督一职，官职正二品，由于总管统管的地区极大，一般覆盖两三个省份的事务，所以也有“封疆大吏”的涵义在里面。清廷一共设立了九大总督：东三省总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至于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因为无直接管理地方权力，暂不讨论。在这些总督中，除了四川总督和直隶总督仅掌管着一个省份之外，其他总督都分别掌握了两到三个省份。当然除了这九大地方总督之外，清朝还有两个总督，这两个总督分别就是没有地方职权的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虽说是总督，但他们的职权仅相当于一般的巡抚，与那些权力滔天的地方总督们是无法相比的。在我们了解完了清朝总督们的大概状况过后，我们接下来就介绍一下清朝九大地方总督们在清末的汹涌大势中，都历经了何种下场。东三省总督清朝的末代东三省总督名字叫做赵尔巽，他曾经当过湖广总督、当过四川总督，在革命爆发的那一年，他被调到了东北，成为了东三省总部。在清朝末年风云四起的时候，他极力忠诚于清朝，在那大厦将倾之时，曾花费了很大力气去平定四处渐起的革命军。在清朝灭亡后，他辉煌的人生开始落幕，担任了清史馆的总裁，带着一群清朝遗老修撰起了《清史稿》，晚年平定，没有太多波折。所以说这就是清朝灭亡后，九大地方总督的结局，整体来说，他们大多数人对清朝的忠诚度并不是特别强烈，因此，他们大多数人后来都选择顺应了时势的发展，乘坐上了顺流而下的船只，在历史的汹涌大潮中，或淡然看起了历史的浮沉，或跌入历史大潮中，全然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张镇芳兄弟几个
张镇芳兄弟有三个，分别是张镇芳、张镇英、张镇芳的弟弟张镇阳。张镇芳，江西安远县安远镇人，1915年出生，1935年参加新四军，1938年被授予少校军衔，1939年任新四军第七师师长，1940年被授予中校军衔，同年任新四军第七师副师长，1941年任新四军第七师师长，1942年被授予上校军衔，同年任新四军第七师师长，1943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同年任新四军第七师师长，194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同年任新四军第七师师长，1946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同年任新四军第七师师长，1947年任新四军第七师师长，1949年任新四军第七师师长。张镇英，江西安远县安远镇人，1917年出生，1937年参加新四军，1938年被授予少校军衔，1940年被授予中校军衔，同年任新四军第七师副师长，1941年任新四军第七师师长，1942年被授予上校军衔，同年任新四军第七师师长，1943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同年任新四军第七师师长，194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同年任新四军第七师师长，1946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同年任新四军第七师师长，1947年任新四军第七师师长，1949年任新四军第七师师长。张镇阳，江西安远县安远镇人，1922年出生，1937年参加新四军，1938年被授予少校军衔，1940
张镇芳的嗣父张镇芳（三）
张伯驹故事之五变卖家产 抢救文物世事变幻，充满着偶然。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动荡不已，如果没有张伯驹其人，《平复帖》、《游春图》等国宝很可能落入无知之人手中，得不到珍惜，更可能流落国外，成为中国文化的又一段伤痛。那个年代，不知道多少国宝遭遇这样的命运。说起来，张伯驹与国宝的缘分，有很多的偶然性，一条老规矩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促成了他与古字画的不解之缘。张伯驹1898年出生于项城阎楼，他的父亲是张家老六张锦芳。作为家中的长子，他最大的可能是继承父亲的遗产，成为项城的一个乡绅，但他的命运因另外一个人而改变。在他出生前六年，张家老五张镇芳考中进士，离开家乡做了京官。张伯驹的这个伯父官运亨通，似乎无往不利，但人生不如意事常有，他的两个子女先后夭折，眼看年纪已四十开外，生子无望，传宗接代的事，令他十分苦恼。在传统中国，有一条不成文的老规矩：一个人若没有儿子，兄弟中儿子多的就该过继给他一个，为他传宗接代、养老送终，同时继承他的家业，可说是两全其美。当初袁世凯就过继给了他的叔父、淮军名将袁保庆，后来袁世凯科举落第，正是由于袁保庆之结拜兄弟、名将吴长庆的提携，袁世凯才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按照这个老规矩，张镇芳兄弟把目光瞄住了张伯驹。1905年，张锦芳带着儿子离开阎楼张家，远赴天津，将7岁的小伯驹过继给了张镇芳。从此，张伯驹远离家乡，成为张镇芳的儿子，一直在天津、北京、上海生活。张镇芳一生处于政治漩涡之中，虽然历经沉浮，但他也积累了大量的人脉关系，按照他的愿望，张伯驹最大的可能是进入军界、政界，或者金融界，但偏偏他对那些都没有兴趣，而是爱上了琴棋书画，爱上了文人雅士的调调，成为著名的“民国四公子”之一。192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爱上了古代字画，从此一发不可收。值得庆幸的是，在一系列的偶然之后，100多件文物因张伯驹的出现，避免了流散海外的命运。这可都是些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珍贵文物，如果它们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民族文化自豪感想不油然而生都不可能。爱因斯坦说：“没有侥幸这一回事，似乎最偶然的意外都是事有必至的。”为了让更多古字画留在国内，张伯驹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智力、财力，不惜卖掉家产，不惜举债，不惜被人斥为“败家子”。在很多人眼中，他成了“张大怪”。摆脱政治漩涡1905年，7岁的张伯驹离开项城老家，来到天津，成了长芦盐运使张镇芳的儿子。小伯驹眉清目秀，聪明伶俐，用浓浓的河南话叫了声“爹、娘”，张镇芳夫妻顿时眉开眼笑。在以后的日子里，文静、俊俏、懂事的张伯驹，赢得了夫妇俩的厚爱。不久，张镇芳就开始考虑儿子的教育问题。当时科举考试刚刚废除，新式学堂匆匆兴起，张镇芳大量捐款兴办新学，但对自己的儿子，他仍愿沿用旧式家塾教育，请来名师为张伯驹启蒙。“学须静，才须学；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行义要强，受谏要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张伯驹流畅地背诵《增广贤文》，让老师大为惊叹。私塾教育，本从《三字经》、《千字文》等学起，小伯驹记忆力惊人，几乎过目成诵，老师看到他聪颖异常，又特意增加了《朱子治家格言》等书，但他仍很轻松。这位塾师不由得对张镇芳赞道：“此子聪慧过人，日后必成大器！”张镇芳听后，心中大悦，对儿子的培养更加上心。到了9岁，张伯驹已能写诗，一部《古文观止》倒背如流，一时赢得“神童”之誉。张伯驹称清末袁世凯被罢斥，其父张镇芳曾赠银三十万两，“同时对袁表示，以后袁的家属生活由他负责照料，要袁放心。”（张伯驹《盐业银行与我家》）袁克文文章显然不承认镇芳赠银事。另据曾任长芦盐务局长的李鹏图及曾任长芦盐务缉私队统领的刘序东等人回忆，张镇芳确曾赠袁世凯三十万两银，但非在罢袁时，而在袁重入中枢之际。李、刘等记：“1912年农历正月十四日（3月2日），京、津、保陆军先后哗变，大肆抢掠，造币厂、当铺及住户之稍有资财者无一幸免，惟长芦盐运使署银库存有白银三十万两，均系整宝，在缉私步前营队长王玉昆带队守卫下，未受波及。时长芦盐运使张镇芳将转任河南省的都督，继任盐运使张弧尚未接任，运署事务由提调黄凤池护理。在劫后的第二日即正月十五日，黄取整宝十二个计六百两，交缉私统领部稽查长刘序东作为守卫队兵的奖赏，刘即送交统领宋明善处理。宋当时交给刘两个元宝。而张镇芳竟趁此机会，将此项库银全数亲自解送北京，交给他的表兄袁世凯，作了政治资本。”此文略有错误，譬如此时张已署理直督而非盐运使，袁亦非张之表兄等。但刘序东作为当事者之身份，则不可不予注意。袁克文亦有文章记此次兵变。袁云：“天津之兵变则成于张镇芳之昏悖怯懦。天津近都咫尺，既闻乱讯，略无防置；既变，又不能遏制。所变者以督署之卫队最甚，是夜空队而出，焚掠街市外，竟入北洋造币厂，尽搜其银条移置署中。他若貂狐之裘、金珠之器，咸不可以数计，即于署中招售。张知之而不言，反每一卫兵各予二十金，以赏其救卫之劳。乱后所诛戮示警者，或窃一衣，或拾一履，多为无辜。张之颠倒缪乱至于斯极，而津民冤矣。”史家历来以为此京津保兵变别有背景，盖出袁氏纵使，而克文之语亦为其父之解释。袁世凯孙袁家宾称，据其父袁克端云，北京兵变系由袁克定串通曹锟发动，目的是阻拦袁世凯赴南京就任大总统。袁世凯之女袁静雪也有与克端一致的说法。那么天津保定兵变是否同为克定暗中策动？则张镇芳身为执行者亦难辞其咎。飞按：是年伯驹已十五岁，随父居于督署，伯驹之回忆却不及此次兵变及赠银事，岂有意回避欤？伯驹《素月楼联语》录直隶总督署大堂联语，“赐履先群牧，维屏翼上都。”伯驹赞其“语极典庄”。然总督署之政治，亦同前后之两次三十万银，已无从查起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