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汉简
敦煌汉简是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敦煌书法是甘肃地域留存的书法遗迹，包括汉简，遗书，碑刻，题记的集大成者，敦煌书法不仅是甘肃书法的文化宝藏，还是中国书法艺术的重要遗产。汉简的形制敦煌汉简的形制大致与居延汉简同，主要有简，牍，楬，封检等，敦煌汉简中官、私文书居多，官文书有诏书律令，司法文书，品约，符，传，例行公文及各式簿籍，私文书有买卖契约、书信等，诏书以玉门花海出土的遗诏字数最多，全文凡133字，抄在一件木觚上，内容完整，未见于史籍。律令有捕律，击匈奴降者令，捕律涉及对放弃亭守，投降，杀降者的处分，击匈奴降者令涉及斩首捕虏论功拜爵赐金钱的具体规定。例行公文包含下行、平行、上行公文，今见如十二月癸丑大煎都候丞罢军别治富昌燧，谓部士吏写移书到，实籍吏出入关人畜车兵器物如官书，会正月三日，须集移官各三通，毋忽如律令，为下行公文。例行公文有特定的体式，常见簿籍有吏卒名籍，出入关致籍，兵簿，守御器簿，廪食簿，日迹簿等，官文书中还有文书处理过程中形成的封检题署，邮递记录等，这些文书有许多在当时无疑已转化为档案。
敦煌汉简是
敦煌汉简是甘肃敦煌出土的汉代木简。发现较早，共发现六批，迄今已公布五批，六批共有二千一百九十枚。或整或残，包括少量木牍、木觚。发现地点在汉代长城沿线，当时属敦煌郡玉门都尉、中部都尉、宜禾都尉管辖。简文所见纪年最早为西汉武帝太始元年（前96），内容多为边戍文书，有来往公文、烽燧纪事、廪给簿记、物料帐册等。另有《仓颉》、《急就》、《力牧》等古书片断和历谱、医方、私人书信以及有关日忌、方术、技艺等杂简。这些汉简对研究汉代的屯戍制度和敦煌地区的历史、地理具有重要意义。敦煌汉简的研究第1批敦煌汉简出土后，E.E.沙畹（1865～1918）于1913年发表了释文和图版；第2批敦煌汉简则迟至1953年才全部发表。1914年罗振玉和王国维出版《流沙坠简》，其中收录1907年敦煌新出汉简588枚，详加考释，奠定了汉简研究的基础。王国维在敦煌汉简研究中的某些论点和方法，一直影响到后来对居延汉简的研究。他十分注意把汉简的内容与敦煌汉代烽燧遗址的情况联系起来，力图恢复汉代烽燧的排列和组织。由于敦煌汉简的发现，引起了玉门关关址位置问题的讨论，这个讨论继续了半个世纪，至今仍未得出公认的结论，尚有待于考古发现的证实。
敦煌遗书都有什么书
敦煌遗书包括5～11世纪间六、七百年的古代文献。其中有纪年者近千件，最早的为406年(西凉建初二年)，最晚的为1002年（宋咸平五年）。大部分汉文写本写于中唐至宋初。汉文遗书除95％以上为佛典和其他宗教文献外，其余为经、史、子、集、官私档案、医药天文、诗词俗讲等。宗教文献以佛教的经、律、论即“三藏”以及佛经目录为主，其中大多有传世本，也有一些未曾传世的佛教文献。汉文典籍经、史、子、集中，除一部分是极为罕见的古写本，可用于校勘外，更有不少佚失千年以上的古书，如《隶古定尚书》、郑玄《论语注》、皇侃《论语义疏》、刘向《说苑》第二十卷及属于小学类的韵书、字书等。大量的官私档案文书，是研究中古历史、社会生活、风习民俗、寺院经济等的第一手资料，如唐代的《律疏》、《公式令》、《神龙散颁刑部格》、《水部式》等，使人们对唐代法令及其在古代现实生活中的运用，获得了全新的认识。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多是古代官府的原始档案。大批户籍、计帐、手实文书的发现，反映出北魏至唐中叶实行近300年之久的“均田制”以及相关的户籍、赋役制度的实际情况。各种各样的租佃、借贷契约，放良文等，使人们对中古时代的社会和阶级关系认识得更加深切。寺院文书反映着寺庙的生产和生活。各种社约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中古社会的民间社团、教团组织及其活动。张、曹二氏归义军政权时代的各种遗书，可了解敦煌地方史，敦煌石窟的凿建与发展，敦煌同邻近各民族的关系，以及敦煌和河西诸郡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各种地志、官私谱书也是稀世之珍。文学作品中，既有中原文人传世佳作的抄本和佚作，如韦庄《秦妇吟》，300余首王梵志诗等，更有不曾传世的地方性俗文学作品，如诗词、赋、变文、讲经文、押座文、俚曲、因缘、儿郎伟等。科技史方面的天文历算、医药术数价值极高。如S.3326《全天星图》，是现知全世界最古老、星数最多的星图。医药文献中则有久佚的医书和医方。敦煌遗书中还有用多种古代少数民族和西域文字如吐蕃文、于阗文、龟兹文、突厥文、回鹘文、梵文、粟特文写成的典籍和文件，对于研究古代西域民族史、各种语言文字和中西交通史有着重要作用。总之，敦煌遗书以其内容广博、弥足珍贵而闻名于世，推进了中世纪中国和中亚的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字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学、艺术、书志学、历史地理学和科技史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国际上许多国家都有相应的研究机构和组织在从事敦煌遗书的研究工作，以至形成 20世纪国际上的一门显学——“敦煌学”(严格意义上的“敦煌学” 还包括敦煌石窟艺术考古和研究 )。
敦煌遗书内容可分为宗教典籍和世俗典籍两大部分。宗教典籍占80％，包括经律、论、疏释、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仔海文、祭文、僧传、经国等。《金刚经》、《妙法莲华经》之类的复本甚多，也发现一些中土已佚的经卷，如隋唐时再三遭禁的三阶教的教义经文，以及一批疑伪经等。宗教典籍除佛典外，还发现了另几种宗教典籍。其中有道教卷子500件以上。北朝写本《老子道德经想尔注》以及《老子化胡经》等佚道经。摩尼教方面，有《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等。景教方面，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等。其中有一部分是久佚之典，具有补缺、辑佚之功，丰富了我国文献宝库。另一部分，虽是传世文献所已有的，但为从事校勘订补工作，提供了难得的版本。这些佚经的发现，推动了东酉学者对于摩尼教、景教的研究。
敦煌文书的敦煌遗书的内容和价值
敦煌遗书包括5－11世纪六七百年的古代文献。其中有纪年者近千件，大部分汉文写本写于中唐至宋初。汉文遗书除了佛典和其他宗教文献外，为医药天文，诗词俗讲等。宗教文献以佛经目录为主，其中大多有传世本，也有一些未曾传世的佛教文献。大量的官私档案文书，是研究中古历史，社会生活，寺院经济等的第一手资料。使人们对唐代法令及其在古代现实生活的运用，获得了全新的认识。大批户籍资料，使人们对中古时代的社会的阶级关系认识的更加深刻。寺院文书反映着寺院的生产和生活。各种社约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中古社会的民间社团及其活动。
懂书法的朋友,《龙门二十品》中的一个字不认识,指点一下.
这个字是“邑”的变体。“邑子像”是当时很多石刻造像碑碑额上都会题写的三个字，意思是明确表示这个碑是由刻经的邑负责制作的。简单点说，邑是当时一种民间佛教组织，最初似乎就是为造像、刻经而成立的，后来就渐渐地专门组织各类佛事活动。加入邑的普通信众则称为邑子。
有关资料可参看黄忏华先生在《中国佛教》中的一段叙述：“ 北朝一般社会上的佛教信抑, 从北魏初年起, 北地盛行一种一族一村等的佛教组织, 叫做‘义邑’ , 由僧尼和在家信徒构成,而以信徒为主。原来是民间为其同造像而发起的, 后来逐渐发展, 兼及于修建窟院、举行斋会、写经、诵经各事, 它的首脑称为邑义主、法义主、邑主、邑长等, 成员称为邑义、法义、邑子、邑人、邑徒等, 而以教养更高的僧尼为指导, 称为邑师• ”一邑人每月斋会二次, 以正律为标准, 互相督察。此外还有一种叫作法社的佛教组织, 其旨趣和义邑略同, 但由贵族达官知识分子和一些僧尼组成。”
龙门四品和龙门二十品有什么区别
魏碑、魏碑十美、龙门二十品和龙门四品
魏碑
wèibēi
[tablet inscription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386-581)] 北朝碑刻的统称,其特点是笔力、字体强劲,是后世书法的一种楷模
魏碑书法艺术，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佛教的造像题记；一类是民间的墓志铭。仅龙门石窟的造像题记就有三千余品，而著名的是《龙门二十品》。墓志在南北朝时十分盛行，其中北魏的墓志铭比前代都多，书法中带有汉隶笔法，结体方严，笔画沉着，变化多端，美不胜收。
康有为称魏碑有十美，概括了魏碑书法雄强、朴拙、自然天成的艺术特点。
魏碑是指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现存的魏碑书体都是楷书，因此有时也把这些楷书碑刻作品称为“魏楷”。魏碑原本也称北碑，在北朝相继的各个王朝中以北魏的立国时间最长，后来就用“魏碑”来指称包括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在内的整个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这些碑刻作品主要是以“石碑”、“墓志铭”、“摩崖”和“造像记”的形式存在的。
现存魏碑作品的数量巨大，仅仅发现于龙门石窟的造像记，就有数千方。这些作品良莠不齐，经过前人的整理，部分作品从中脱颖而出，被视为魏碑的代表作。
龙门二十品和龙门四品
“龙门二十品”是指在龙门石窟中发现的北魏时期二十方造像记，这些作品被认为是魏碑书法的代表作。清朝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首先提出了龙门二十品的篇目：
《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题记》
《魏灵藏薛法绍造像题记》
《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题记》
《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题记》
《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为亡息牛橛造像题记》
《一弗为亡夫张元祖造像题记》
《北海王元祥造像题记》
《司马解伯达造像题记》
《北海王国太妃高为孙保造像题记》
《云阳伯郑长酞为亡父母等造像题记》
《高树解伯都卅二人等造像题记》
《比丘惠感为亡父母造像题记》
《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亡夫贺兰汗造像题记》
《马振拜等卅四人为皇帝造像题记》
《广川王祖母太妃侯造像题记》
《比丘法生为孝文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像题记》
《安定王元燮为亡祖等造像题记》
《齐郡王元佑造像题记》
《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题记》
《比丘道匠造像题记》
龙门石窟造像记数量多达数千方，其中最杰出的作品流传还有“四品”、“十品”、“二十四”、“三十品”等说法。例如上面列表的前四方造像记《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题记》、《魏灵藏薛法绍造像题记》、《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题记》和《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题记》也合称“龙门四品”。
《郑文公碑》
这件摩崖是北魏书法家郑道昭的作品，历来为书家所重。清朝学者叶昌炽认为：“其笔力之健，可以刲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唐初欧虞褚薛诸家，皆在笼罩之内，不独北朝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
《张猛龙碑》
这件石碑也是备受书法家们的推崇。清朝学者杨守敬评论说：“书法潇洒古淡，奇正相生，六代所以高出唐人者以此。”认为这件魏碑作品的成就高于唐朝人。明朝金石考据学者赵函则指出：“正书虬健，已开欧、虞之门户。”认为唐朝书法家欧阳询和虞世南都深受此碑影响。
特点
魏碑是楷书的一种，魏楷和晋朝楷书、唐朝楷书并称三大楷书字体。魏碑表现出由隶书向典型的楷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过渡因素。魏晋之际已经有了楷书，钟繇的《宣示表》、王羲之的《黄庭经》等楷书作品已然是比较成熟的楷书，但是大批西晋知识分子随晋室南渡之后，北朝的书风就和南朝大异了。北朝现存的碑刻大多是民间无名氏书法家的作品，和南朝士大夫所谓“风流蕴-{藉}-”的书法风格自然不一样。钟繇和王羲之完成了部分由隶变楷的过程，由于晋室南渡，北魏的民间书法家们没有继承多少他们的成果，而是遵循原来民间书法的发展轨迹，更多地是直接从汉魏时期的隶书演变而来。和南朝碑刻相比，清朝书论家刘熙载认为“南书温雅，北书雄健”；与唐楷相比，唐楷注重法度，用笔和结体趋于规范统一，魏碑则用笔任意挥洒，结体因势赋形，不受拘束。
清朝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赞誉魏碑有“十美”：“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为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影响
魏碑被人们发现的时间较早，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重视。唐朝的书法家欧阳询和褚遂良的一些作品中，都能看出北朝碑刻对他们的影响。由于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王书代表的晋朝书风在唐朝一代始终是主流。所以总体上，唐朝楷书继承的更多的是晋楷的传统，即使对魏碑有所取法，也大多是书法家个人的兴趣和风格所致，没能形成一种普遍学习魏碑的风气。
唐楷达到的高度及其法度严谨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后人对楷书的修习变得程序化，楷书的面貌变得标准化，从而丧失创造力。结果，宋朝四位大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都没有可以和唐人比肩的楷书作品，而是把主要精力用于行书和草书的创作。到了明朝，由于科举取士的日益僵化，出现了一种称为“台阁体”的书风。“台阁体”楷书是科举考试规定的官方字体，追求美观、大方，同时也要求标准、规范。这种要求抑制了书法家的创作个性。清朝则进一步演变为“馆阁体”，更是受到“千人一面”的批评。
清朝前期，金石文字学兴起，南北朝碑刻大量出土；在书法方面，人们也开始反思“馆阁体”的弊端。于是，到了嘉庆、道光年间，魏碑开始受到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的重视，其中鼓吹魏碑最力者早期有阮元和包世臣，后期有康有为。阮元写《北碑南贴论》和《南北书派论》，首倡“碑学”；包世臣着《艺舟双楫》，康有为着《广艺舟双楫》，一反宋朝以来对淳化阁帖的推崇，提出“尊碑抑贴”的观点。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里面明确提出：“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人，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此后碑学盛行，魏碑的价值得到普遍的承认，修习楷书的人除了取法“晋唐”，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魏碑。
另外，魏碑经过标准化成为“魏体”字，是现在最常用的汉字印刷字体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