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下哥本哈根会议
全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 。
日程：2009年12月7日—18日 。
地点：丹麦首都哥本哈根Bella中心。
参与人员：超过85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出席 。
焦点：主要问题集中在责任共担 。
目的：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
结构和成员国：到目前为止已有192个国家批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合作伙伴：与全球环境基金合作，向穷困国家转让资金，支援它们减排。
宗旨及预期目标：官员们将达成一个新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协议，并以此作为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阶段结束后的后续方案。根据UNFCCC秘书长德波尔的表述，在此次会议上，国际社会需就以下四点达成协议：
1.工业化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额是多少？
2.像中国、印度这样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应如何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
3.如何资助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4.如何管理这笔资金？
哥本哈根会议后得到什么成果？
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２６日电（记者江国成）哥本哈根会议中国代表团谈判团团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２６日说，哥本哈根会议取得两大重要成果，是一次成功的会议：这次会议坚持了相关国际公约、议定书和路线图，明确了下一步继续谈判的方向；在发达国家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行动上取得了新的进展，在长期目标、资金和行动透明度问题上达成重要共识。 解振华26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哥本哈根会议是一次举世瞩目的盛会，194个国家派代表参会，119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极大地促进了全球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仅从这一点看，哥本哈根会议就是成功的。具体而言，我认为哥本哈根会议取得了两方面的重要成果”。他说，会议坚持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明确了下一步继续谈判的方向。这些公约和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分别通过了两个工作组继续按巴厘路线图授权完成谈判的决定，明确了下一步谈判的原则和方向，维护了巴厘路线图“双轨”谈判机制。《公约》和《议定书》两个工作组谈判均取得了进展，特别是两个工作组主席分别提出了主席案文，坚持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明确了双轨谈判架构，反映了谈判已经取得的进展，为最终按巴厘路线图达成成果奠定了基础。在谈到这次会议取得的另一大成果时，解振华说，这次会议形成了“哥本哈根协议”，体现了各方的积极政治意愿。尽管哥本哈根协议没有在所有缔约方中达成一致，但在发达国家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行动上取得了新的进展，在长期目标、资金和行动透明度问题上达成重要共识。他说，国际社会下一步应尽快确定京都议定书发达国家缔约方第二承诺期的大幅量化减排指标，明确非议定书发达国家缔约方与议定书发达国家缔约方的减排努力在幅度、性质和遵约机制上的可比性，尽快落实发达国家缔约方短期出资和长期资金承诺，建立有效的技术转让机制。同时要进一步增强磋商过程的公开和透明性，确保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参与。他重申：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同国际社会一道，在哥本哈根会议成果的基础上，为在墨西哥会议完成巴厘路线图谈判做出不懈努力。解振华：发达国家企图逃避义务导致许多关键问题谈判进展甚微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２６日电（记者江国成）哥本哈根会议中国代表团谈判团团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２６日说，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几乎没有进展，原因是发达国家企图逃避他们在有关国际公约和议定书的义务。解振华２６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长期以来，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就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资金、技术等关键问题不断提出建议，但发达国家采取拖延战术，一直未给予正面回应，导致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在这些关键问题上几乎没有进展。他说，在减缓气候变化影响问题上，发达国家不仅想方设法逃避到２０２０年的中期量化减排义务，还试图通过将矛头指向主要发展中国家来转嫁减排义务，转移谈判焦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规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历史责任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应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在几百年的工业化过程中无约束地排放，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理应承担其历史责任，率先大幅度量化减排。但现实是，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几十年后温室气体的排放还在持续增长，人均排放量仍然很高，提出的到２０２０年的减排目标也与科学的要求和国际社会的期望有相当大的距离”。他说，发达国家“无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向主要发展中国家提出很高的减排要求，这是不公正、不合理的”。
哥本哈根会议失败的社会、历史原因是什么？（不包括政治原因）
政治：1.各国的发展情况不一样，发达国家经济的主体为高科技，产生的温室气体很显然是很少的，而那些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则未必，大多都是依靠的是耗能重污染的企业。各国有各国的利益，同样也有发展规划。对于哥本哈根会议所提出的建议，根本是不可能达成共识的。如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温室气体年排放量肯定是少于中国，毕竟中国现在还处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改革还得深化，重心的转移到第三产业中，而不是现在的第二产业（目前我国的第三产业占GDP得比重还不到20%，而一些发达国家或一些成熟市场已然占到了60%-70%）
历史：2009年12月7日起，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和其他官员们将在哥本哈根召开联合国气候会议，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这是继《京都议定书》后又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球气候协议书，毫无疑问，对地球今后的气候变化走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是一次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会议。
1997年12月条约在日本京都通过，并于1998年3月16日至1999年3月15日间开放签字，共有84国签署，条约于2005年2月16日开始强制生效，到2009年2月，一共有183个国家通过了该条约（超过全球排放量的61%），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没有签署该条约。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是否成功，为什么？
哥本哈根会议结果差强人意 气候谈判空间犹存2009年12月21日 11:16来源：金融时报【字体：大中小】网友评论(0) 较预定日期拖延一天闭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最终没能扭转乾坤。当地时间19日下午3时30分左右，连夜鏖战的各方代表终于放弃最后冲刺，仅以一项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遗憾收场，并将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条约的目标推迟到2010年年底以前。尽管这一结果符合会前普遍预期，但还是让很多人对于哥本哈根这个童话故乡心存怨念：难道，围绕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框架真的只能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可望而不可及？ 亲赴哥本哈根参会的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潘家华20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会议最终结果差强人意，但也应看到其“保留谈判空间”这一积极意义，从而为未来谈判的推进提供必要铺垫。 据悉，《哥本哈根协议》草案是在18日深夜由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美国共同达成的，最终以备忘录的形式在大会上通过，由各国自愿遵守。从协议文本的内容来看，其主要功能在于重申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以及一系列会前即已提出的中长期目标。协议指出，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是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但并未规定具体各国的减排量，只是要求各国在2010年1月底前向联合国申报减排目标；协议沿用了此前提出的到2020年发达国家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援助的中期目标，但没有规定各个国家的出资份额；协议规定未来三年，发达国家将提供30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资金，其中欧盟出资106亿美元，日本110亿美元，美国36亿美元；此外，根据协议，发展中国家需要每两年向联合国提交报告，汇报减排进展，并接受一定程度的国际监督。但协议同时保证，这些监察不会损害国家主权。 显然，这样一份语焉不详且不具法律效力的协议很难取悦国际社会。其中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行动负责人吉姆·卡斯坦恩的表态最为尖锐。他说，哥本哈根会议几乎是在老调重弹，经过两年的谈判，我们现在只得到了一个无力的协议，这离形成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相距甚远。哥本哈根会议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谈判“距离完全失败只有一步之遥”。而77国集团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对发达国家在本次会议上缺乏诚意大为不满。绿色和平组织全球执行干事库米·奈都批评这份协议“雄心不够且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称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工作还远没有完成。“这次失败主要是由富裕的发达国家造成的。同时，对于气候变暖，发达国家也应承担最大的历史责任。”奈都表示。
不过，回顾这次高潮迭起、交锋不断且极富戏剧性的大会，能达成上述协议已属不易。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对峰会结果的评价是：各方都成功地守住了各自底线。与此同时，仅有的一些进展“聊胜于无”。比如，关于未来三年内发达国家提供300亿美元紧急援助资金一项最终写入协议，且明确了欧美日三大经济体的出资份额。尽管这一数字较之发展中国家要求相去甚远，但初始资金到位多少可以争取一些减排和适应的时间。另外，发展中国家同意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允许国际社会对其减排行动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督，这也是难能可贵的一大让步。“在最后时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各自原则范围内略微软化立场，尽管这些只是欠缺细节且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但至少表明双方都在努力挽救濒于破裂的谈判。”潘家华表示。“而保留朝向共同目标的政治意愿，这是气候谈判最终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展望未来谈判前景，专家认为发达国家能否提出负责任的减排目标、能否为发展中国家减排与适应行动提供合理资金援助以及发展中国家如何参与减排行动仍然是问题的关键。究其根本，气候谈判解决的并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资金问题，更重要的是发展空间问题，因此必须以一种历史的负责任的眼光来寻找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发达国家在哥本哈根大会期间不止一次地试图淡化《京都议定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行的双轨制，甚至企图以单轨制取而代之。事实上，正是源于这样一种思路，发达国家拿不出让人信服的减排目标，却对发展中国家超越公约、超越巴厘路线图的减排行动提出“三可”(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要求；也正是针对发达国家“无视历史排放”的种种言论和作为，发展中国家不止一次地提醒它们：资金援助不是施舍，是补偿!因此，发达国家能否拿出真正的政治诚意将是明年墨西哥全球气候变化大会的最大看点，也是气候谈判取得成功的基础。 有乐观的分析人士认为，伴随金融危机的淡去，全球经济渐趋好转，发达国家政府在做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承诺方面所面临的国内政治压力可能有所减轻，从而为各方斡旋创造更大空间。与此同时，伴随更多围绕气候变化影响的科学研究和知识普及，加之国际环保组织的推动，减排将成为一种全民意识，而这势必有助于提升发达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意愿，从而在提高减排目标和提供资金援助方面做出更负责任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