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名家的治史历程与方法心得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我深入地了解到陈垣、刘乃和、白寿彝、何兹全及刘家和五位史学名家的为人为师为学的历程，其中渗透了相关重要治史理论、思想和方法。这对我们青年学生具有极强的教化意义。
老师们从“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什么是历史观？”等学习历史必须回答的问题出发，引导我们思考关于历史、历史学以及历史观的基本问题。从而让我们对这一系列问题形成自己合理的、独特的见解。老师们以不同于常规的视角和思考维度，引领我们探索有关历史认知的奥妙。【摘要】
史学名家的治史历程与方法心得【提问】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我深入地了解到陈垣、刘乃和、白寿彝、何兹全及刘家和五位史学名家的为人为师为学的历程。其中，老师们渗透了相关重要治史理论、思想和方法，这对我们青年学生具有极强的教化意义。老师们从“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什么是历史观？”等学习历史必须回答的问题出发，引导我们思考关于历史、历史学以及历史观的基本问题。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得以形成自己合理、独特的见解。老师们以不同于常规的视角和思考维度，引领我们探索有关历史认知的奥妙。这种独特的引导方式，让我们对历史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理解。【回答】
中国向来的教育主旨，是把学习的主动性放在求学者一方。或因此，抽象出来的“方法”向不为人所重；自信足者可说“文成法立”，谦逊一点的也以为“文无定法”。即使有意发凡起例，也往往比较隐晦，要读者自己去摸索。重视治学的“方法”问题，或是近代西潮冲击下的一种“中国反应”——在二十世纪初年清末尝试新学制时，深受日本的影响课程设置中，几乎每一学科都有“研究法”一门课，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方法热”。尽管如葛兆光老师所说，这西潮多半来自东瀛，但日本新学制的背后，显然有着西方的影子。【回答】
这样注重“方法”的倾向也有些本土的远因——从清朝乾嘉时候开始，“考据”逐渐成为一种带有独立认同的“学问”。有的人自称治考据，有的被他人称为工考据。类似说法相当常见，意味着一种带有广泛适应性的方法已从各种具体专门的学问中独立出来，自成一“学”，且极受重视。后来西方一些社会科学的学科，方法也专门化到几乎可以独立成为一个子学科。不过在人文学科，这样的情形比较少见。【回答】
要说史学方法，不论教与学，真要到好的程度，其实都不简单，却也并非妙不可言。我想和年轻人分享蒙思明先生的一句话：史学方法“并不是一种神奇的东西、秘密的宝藏，而实际只是一些合乎逻辑、合乎常识，可以使人信赖的批判原则和工作程序”。换言之，史学方法的基础就是逻辑和常识，具体则是一些批判原则和工作程序。我们不仅可以学到手，更当积极主动去寻求。【回答】
# 方法和能力：如何获得方法和能力，都是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获得的。一是要先有求的态度，二也要注重求的方法，而且主要靠学的人自己去摸索体会。不仅所谓“知识”如此，求知识的方法亦然，就看是否找到合适的途径。梁启超曾说，“真正做学问，乃是找着方法去自求，不是仅看人家研究所得的结果”。若自己学到“做学问的方法，乃能事半功倍”。我可以补充说，只要有心，看人家如何得到那样的研究结果，也能找到做学问的方法。【回答】
何兹全的人物简介
何兹全（1911年9月7日-2011年2月15日），原名何思九，字子全，后改名兹全，山东菏泽人。著名历史学家。高中在山东省立六中（今菏泽一中）学习。1935年在北平大学（今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后，去日本留学，翌年因病回国。曾师从傅斯年、陈寅恪。1939—1940年接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专款资助，在中央大学历史系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并在该系讲授“中国通史”课。1941—1944年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编审。1944年秋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47年赴美国，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并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资助，协助法兰西斯教授将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翻译为英文。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发生后回国，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兼任魏晋南北朝研究室主任。主要致力于研究汉唐经济史、兵制史、寺院经济和魏晋南北朝史几个方面，是我国魏晋封建说的创始者和代表者。其子何芳川（1939年-2006年）曾于1996至2002年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