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

汤用彤的生平介绍

幼承庭训1893年8月4日（农历六月二十三日）生于甘肃渭源，随父在任上束发修学，启蒙于父亲任教的学馆，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教育。其父汤霖，字雨三，晚年号颐园老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辛亥革命前．汤用彤便离开父亲的教馆，求学于北京顺天府学堂（河北师范大学前身），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与梁漱溟共读印度哲学与佛教典籍。 清华学堂1912年，考入清华学校，与同学吴宓、柳诒徵志趣相投，结为契友，“互相督促、切磋”，1916年毕业，考取官费留美。后因治砂眼而未成行，留在清华教国文，并兼任《清华周刊》总编辑。大洋彼岸1918年，与吴宓一起，用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先在明尼苏达州汉姆林大学哲学系，主要选修哲学、普通心理学、发生心理学。1919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与陈寅恪同时学习梵文、巴利文及佛学，仍进修西方哲学。后经吴宓、梅光迪引见白壁德（Babbit）教授。白氏是美国当时著名的新人文主义者，认为中西文化传统在人文方面“互为表里”，对孔子尤为称赞，并希望中国学人能撷采中西文化之精华，以求救亡图存，而不蹈西方之覆辙。汤用彤后来的文化观和治学态度，很多与白氏契合。哈佛期间，他与吴宓、陈寅恪被誉为“哈佛三杰”。 学成回国 融会新知1922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回国，先在国立东南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其时南开大学成立不久，校长张伯苓和大学部主任凌冰在海内外到处延揽人才，尤其注意学有成就的归国新秀。1926年，汤用彤受聘转任南开大学文科哲学系教授、系主任。南开大学根据国际国内著名大学的办学经验，当时极为重视教师和学生的科学研究。学校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由校长和各科主任，经常邀请校外著名学者来校公开讲演。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如胡适、李大钊、马寅初、梁启超、范文澜、陶行知、贺麟等都曾先后来过南开。由于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和成就，南开学生学术刊物《南开大学周刊》在20年代后期，特邀请他和范文澜、蒋廷黻、黄钰生等人担任顾问。1927年5月，汤用彤离开南开大学赴南京，任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离校前，南开师生为他举行欢送会，—一惜别。1930年夏，又至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在北大除讲授中国佛教史、印度哲学史、魏晋玄学等课程外，主要致力中国佛教史讲义的修改、补充。自1933年始，花了近4年的时间，才完成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定稿。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战爆发，北大南迁。同年10月，汤用彤与钱穆、贺麟一行3人经天津，乘船南下直抵香港。然后转程北上广州、长沙。最后到达设在南岳圣经书院的文学院。于南岳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后定稿付梓。1938年元旦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印行。同年，学校决定转赴昆明，从此，汤用彤开始了西南联大8个年头的艰辛岁月。汤用彤先任联大哲学系主任，后又任文学院院长。在抗战期间，又同南开师生在一起，对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7年，汤用彤休假赴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讲中国佛教史一年，次年婉拒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之邀，决定回国。1949年1月北京解放，汤用彤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当时未设校长）。这一年，周恩来曾来北大了民堂与他及北大诸教授座谈。1951年后，汤用彤任北大副校长。 195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兼任历史考古委员会委员。1954年，患脑溢血，长期卧床。但稍能所及，仍谆谆教导于后学，在学术上耕耘不辍。1956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成立，又任学部委员，并任《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杂志编委。同时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1年，撰写《何谓“俗讲”》一文，谓“僧讲”与“俗讲”在其听讲对象各为僧俗所不同，俗人不得听“僧讲”，出家者不得听“俗讲”，“违者当受官责”。1962年，《论中国佛教无“十宗”》一文，谓“十宗”之说是把某种学派之称为“宗”和某种教派之称为“宗”混同为一。由于考证精详，纠正了国内外学人长期所执之谬误，一时间脍炙人口。1963年5月1日晚，汤用彤上天安门城楼观赏焰火，由周恩来总理导见毛泽东主席。“毛询问公之身体状况，嘱公写短文，并言其阅读过公所撰全部文章。”1964年5月1日，汤用彤病逝，葬于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墓区。

汤用彤（汤用彤书院院长）人物简介

今天小编辑给各位分享汤用彤的知识，其中也会对汤用彤书院院长分析解答，如果能解决你想了解的问题，关注本站哦。汤用彤的介绍汤用彤（1893.6.21-1964.5.2），哲学家、佛学家、教育家、国学大师。祖籍湖北省黄梅县，生于甘肃省渭源县。1917年，清华学堂毕业后留学美国，入汉姆林大学、哈佛大学深造，获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改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汤用彤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2著作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等。汤用彤的生平介绍幼承庭训1893年8月4日（农历六月二十三日）生于甘肃渭源，随父在任上束发修学，启蒙于父亲任教的学馆，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教育。其父汤霖，字雨三，晚年号颐园老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辛亥革命前．汤用彤便离开父亲的教馆，求学于北京顺天府学堂（河北师范大学前身），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与梁漱溟共读印度哲学与佛教典籍。清华学堂1912年，考入清华学校，与同学吴宓、柳诒徵志趣相投，结为契友，“互相督促、切磋”，1916年毕业，考取官费留美。后因治砂眼而未成行，留在清华教国文，并兼任《清华周刊》总编辑。大洋彼岸1918年，与吴宓一起，用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先在明尼苏达州汉姆林大学哲学系，主要选修哲学、普通心理学、发生心理学。1919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与陈寅恪同时学习梵文、巴利文及佛学，仍进修西方哲学。后经吴宓、梅光迪引见白壁德（Babbit）教授。白氏是美国当时著名的新人文主义者，认为中西文化传统在人文方面“互为表里”，对孔子尤为称赞，并希望中国学人能撷采中西文化之精华，以求救亡图存，而不蹈西方之覆辙。汤用彤后来的文化观和治学态度，很多与白氏契合。哈佛期间，他与吴宓、陈寅恪被誉为“哈佛三杰”。学成回国融会新知1922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回国，先在国立东南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其时南开大学成立不久，校长张伯苓和大学部主任凌冰在海内外到处延揽人才，尤其注意学有成就的归国新秀。1926年，汤用彤受聘转任南开大学文科哲学系教授、系主任。南开大学根据国际国内著名大学的办学经验，当时极为重视教师和学生的科学研究。学校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由校长和各科主任，经常邀请校外著名学者来校公开讲演。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如胡适、李大钊、马寅初、梁启超、范文澜、陶行知、贺麟等都曾先后来过南开。由于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和成就，南开学生学术刊物《南开大学周刊》在20年代后期，特邀请他和范文澜、蒋廷黻、黄钰生等人担任顾问。1927年5月，汤用彤离开南开大学赴南京，任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离校前，南开师生为他举行欢送会，—一惜别。1930年夏，又至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在北大除讲授中国佛教史、印度哲学史、魏晋玄学等课程外，主要致力中国佛教史讲义的修改、补充。自1933年始，花了近4年的时间，才完成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定稿。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战爆发，北大南迁。同年10月，汤用彤与钱穆、贺麟一行3人经天津，乘船南下直抵香港。然后转程北上广州、长沙。最后到达设在南岳圣经书院的文学院。于南岳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后定稿付梓。1938年元旦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印行。同年，学校决定转赴昆明，从此，汤用彤开始了西南联大8个年头的艰辛岁月。汤用彤先任联大哲学系主任，后又任文学院院长。在抗战期间，又同南开师生在一起，对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7年，汤用彤休假赴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讲中国佛教史一年，次年婉拒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之邀，决定回国。1949年1月北京解放，汤用彤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当时未设校长）。这一年，周恩来曾来北大了民堂与他及北大诸教授座谈。1951年后，汤用彤任北大副校长。195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兼任历史考古委员会委员。1954年，患脑溢血，长期卧床。但稍能所及，仍谆谆教导于后学，在学术上耕耘不辍。1956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成立，又任学部委员，并任《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杂志编委。同时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1年，撰写《何谓“俗讲”》一文，谓“僧讲”与“俗讲”在其听讲对象各为僧俗所不同，俗人不得听“僧讲”，出家者不得听“俗讲”，“违者当受官责”。1962年，《论中国佛教无“十宗”》一文，谓“十宗”之说是把某种学派之称为“宗”和某种教派之称为“宗”混同为一。由于考证精详，纠正了国内外学人长期所执之谬误，一时间脍炙人口。1963年5月1日晚，汤用彤上天安门城楼观赏焰火，由周恩来总理导见毛泽东主席。“毛询问公之身体状况，嘱公写短文，并言其阅读过公所撰全部文章。”1964年5月1日，汤用彤病逝，葬于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墓区。汤用彤的人物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网：我们常用“学贯中西”来称道一些著名学者的博学多识，但对于用彤先生来说，“学贯中西”就显得狭隘而不够用了。因为先生是中国十分罕见的学贯中、西、印的大师，他在中、西、印文化与哲学思想研究上，都有独到的造诣和重大的贡献，在这三大文化领域内都立下了一座座丰碑。先生并不是将中、西、印哲学与文化孤立起来进行研究，而是着眼于三者的相互关系。他广搜精考事实，系统地研究了中印文化交流和融汇的历史，总结出其历史发展的规律；他依据历史的经验和规律，对出现在国人面前的中西文化冲突与调和的状况及趋势进行了高瞻远瞩而又切中时弊的考察，提出了许多至今仍在熠熠生辉、吸引我们去发扬光大的真知灼见。先生在这一领域中的建树和观点，构成了中国学术思想发展中的一座里程碑。汤用彤从“昌明国故，理学救国”而至“中西互补，因革损益”的文化系统工程建设，以及对其学术思想的催化与导引而开创的学术黄金时代。从而再现了一代学术大师汤用彤以其严谨的治学精神，宏阔的学术襟怀及其开代学术风气的学术业绩而鼎立于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季羡林《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太炎先生，几位国学大师，比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等，都是既能熔铸今古，又能会通中西。我认为，汤用彤（锡予）先生就属于这国学大师之列。这实际上是国内外学者之公言，决非我一个人之私言。钱穆：①锡予之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一钝儒之典型。②一团和气，读其书不易知其人，交其人亦难知其学，斯诚柳下惠之流矣。胡适：锡予（汤用彤）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