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辑览的本书简介
乾隆三十三年敕撰，共一百一十六卷，（附唐桂二王本末三卷）。编年记事，上起太昊伏羲氏，下讫明代，清高宗亲作御批，又称《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此书在史书中虽无特殊价值，但剪裁和内容组织上都很精当，篇幅适中，既不像《纲鉴易知录》那样仅具梗概而略显乏味，又不像《资治通鉴》那样篇幅浩大，头绪繁多，难于卒读。是清代通行的历史读本，民国初年也颇为流行。王文濡又补入清代史事，称为《增修补正正续历代通鉴辑览》，共140卷。
通鉴辑览的主要内容
最后定本的《御批通鉴辑览》起自远古伏羲氏，止于明末，一百十六卷，后附南明唐王、桂王事迹本末四卷，即唐王一卷、桂王三卷。 仿《资治通鉴纲目》体式，但“纲”与“目”皆用大字书写，而用双行小字补叙史事、附记轶事异说、注明人物、诠释地名、考辩史实、引述前人注释和评论等等，并间或撰有馆臣的考释评述。正文、《凡例》与批语对包括《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在内的各种史书皆有指摘，而自称本书“尽善尽美，集史学之大成，实足表里六经，准式万世”，成为撰史、评史的圭臬。《御批通鉴辑览》在编纂和修订中，于义例、书法、是非褒贬等极其认真，对史实也不乏精湛的考辩，却仍未能全脱官修之书众手不齐之弊，《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荟要》两种版本及《评鉴阐要》所载清高宗的批语数量各不相同、在一些重要内容上互有遗漏，文字也有错讹，盖写定之时各书未能协同校对。书中内容亦有与《凡例》牴牾处，例如《凡例》明确批评贺善等人的史论“文芜义浅”，要“并加刊消，以省繁文”，而卷二十二却引贺善评汉光武帝的赞语，称相信图谶为其“盛德之累”，这恰与清高宗在上一卷的批语相违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提要云：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是书排辑历朝事迹，起自黄帝，讫於明代。编年纪载，纲目相从。目所不该者，则别为分注於其下。而音切训诂，典故事实，有关考证者，亦详列焉。盖内府旧藏明正德中李东阳等所撰《通鉴纂要》一书，皇上几暇披寻，以其褒贬失宜，纪载芜漏，不足以备乙览，因命重加编订。发凡起例，咸禀睿裁。每一卷成，即缮稿进御。指示书法，悉准麟经。又亲洒丹毫，详加评断。微言大义，灿若日星。凡特笔昭垂，皆天理人情之极则。不独词臣载笔，不能窥见高深，即涑水、紫阳亦莫能仰钻於万一。所谓原始要终，推见至隐者，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不可一一缕陈。而尤於系统表年，著笔削之大旨。予夺进退，悉准至公。故大业冠号，则义等於存陈。至正书年，则旨同於在郓。知景炎、祥兴之不成为宋，而后遯荒弃国者始不能以滥窃虚名；知泰定、天顺之相继为君，而后乘衅夺宗者不得以冒干大统。凡向来怀铅握椠，聚讼不决者，一经烛照，无不得所折衷。用以斥彼偏私，著为明训。仰见圣人之心体，如鉴空衡平；圣人之制作，如天施地设。惟循自然之理，而千古定案遂无复能低昂高下於其间。诚圣训所谓此非一时之书，而万世之书也。至明季北都沦覆，大命已倾，福王窃号江东，仅及一载。皇上如天圣度，谓犹有疆域可凭，特命分注其年，从建炎南渡之例。唐、桂二王迹同昰、昺，虽黜其伪号，犹轸念其遗臣，亦诏别考始终，附缀书后，俾不致湮没无传。大哉王言，量同天地，尤非臣等所能仰赞一辞矣。
通鉴辑览的后世地位
《御批通鉴辑览》的历史命运。依照既定计划，《御批通鉴辑览》“将来书成时亦必颁赐讲习”， 是为极重要之书。修成后清高宗自己也常常重新阅览，乾隆五十六年阅后还曾写诗，并以自注再次称此书提供“万世君臣法戒”。 至嘉庆朝，《御批通鉴辑览》和《评鉴阐要》确实被奉为思想法戒，尊崇至极。清仁宗将之敬谨研读，并写出《恭读评鉴阐要》诗七十五首， 首首赞颂清高宗的思想与见识，重申清高宗的历史论断。道光后期以降，资本主义列强的步步侵入，社会舆论仍倡行着以“忠节”思想，以加强“攘夷”意识，但中国面临的毕竟是一个亘古未有的新问题，旧的封建思想体系已显得苍白少力，《御批通鉴辑览》的“法戒”作用有所淡化。到同治朝，西太后垂帘听政，当然不会再宣扬极力反对女后干政的《御批通鉴辑览》。清穆宗（同治帝）虽青年早逝，却也撰有不少经史之论，而其史论多有与《评鉴阐要》相抵牾之处，例如清高宗认为商高宗用傅说为相，“恐人望未厌，托之梦赉图形，所为神道设教而已”， 而清穆宗《商高宗梦得傅说论》 则言：“高宗之梦真也，非托也，要之积诚之所感而已”；清高宗认为史载“商山四皓”使汉高祖不废太子，“其事不足深信”， 而清穆宗《四皓安储论》 则对此津津言之，决不怀疑；清高宗斥陈平、周勃为“高祖之罪人”，而清穆宗则称“平、勃虽有安刘之功，亦侥幸成事而已” 清高宗认为唐玄宗焚珠玉锦绣之事恰见其“情伪”， 而清穆宗则盛赞唐玄宗“此举犹有古人慎乃俭德之遗风焉”。 如此等等，可推断清穆宗不曾阅读《评鉴阐要》和《御批通鉴辑览》，在西太后掌实权时期，《御批通鉴辑览》等书已被束之高阁。清朝灭亡之后，近代学者多持贬斥清廷情绪，对清朝官方所修史书不予重视，其影响波及至今，史学界研究清史甚至研究清高宗本人，亦未注意到《御批通鉴辑览》一书。同时，此书至今也未有一较为精审的校点本。
通鉴辑览的地位与影响
《御批通鉴辑览》的纂修及其成书，在清朝政治生活中有很大的影响，该书在官方史学发展中也具有极高的地位。《御批通鉴辑览序》经精心结撰，对清以前的历史作一系统的清理，成为官方述史、论史的的圭臬，而居于尊崇的地位。清高宗自诩其书“于凡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系属存亡，必公必平，惟严惟谨，而无所容心曲徇于其间。观是书者，凛天命之无常，知统系之应守，则所以教万世之为君者，即所以教万世之为臣者也”，将此书看成为万世君臣的政治教科书。而辑录清高宗批语的《评鉴阐要》，《四库提要》称其“圣鉴精详，无幽不烛……斥前代矫诬之行，辟史家诞妄之词，辨覈舛讹，折衷同异，其义皆古人所未发而敷言是训，适协乎人心天理所同然”，是“读史之玉衡”、“传心之宝典”，甚至认为此书一成，起到“日月著明，爝火可息，百家谰言，原可无存”的作用。 按照这个说法，清以前的任何历史名著，均无法与之相比。同是清朝官修前代之史如《明史》、《明纪纲目》等，在《御批通鉴辑览》成书之后亦相形见绌，而且有时要按《御批通鉴辑览》进行修订。清高宗在批语中多次指摘本朝官修《明史》，如批评其中记载明宪宗万贵妃嫉妒狠毒，前后事语自相矛盾； 批评书中对明英宗的赞称；批评其中记述史可法由其母梦文天祥而生，是“出于稗野之附会，失之不经”。 乾隆四十年，清高宗指摘《明纪纲目》之误，承认纂修时“朕鉴阅尚不及近时之详审”，决定将之修改，“若《通鉴辑览》一书，其中体例书法皆朕亲加折衷，一本大公至正，可为法则，此次改编‘纲目’自当仿照办理”，同时又令将《明史》亦加修订。 此外，清高宗还多次在批语中指出宋、辽、金、元史内人名、地名译音鄙俚，从而发起大规模修订正史的活动， 其契机亦出于《御批通鉴辑览》的纂修。由于《御批通鉴辑览》极严格地贯彻了要求臣下忠贞不二的纲常准则，将之推拓至明清之际，遂导致乾隆四十年在国史中特立《贰臣传》的举措，随之又在《续通志》中也照此办理，一时声势颇大。溯其思想源流，亦得自《御批通鉴辑览》的编纂。总之，无论清廷的自我评价还是该书的实际影响，《御批通鉴辑览》当时都处于官方史学中的尊崇地位。以《御批通鉴辑览》的纂修为契机，清高宗在评断历史中总结政治经验，推动了官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措施的发展。全书及其批语中，强调臣下无条件忠于君主，朝廷要建立严格的“纪纲”，主张行政“宽而有制”，认为人主应牢牢掌握用人之权，勤于政事而使权不下移，并且针对具体史事提出许多具体的见解，这些都发展了康雍以来的统治思想，维护和强化了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清高宗反对史书滥载五行灾异等怪诞之事，斥其不实，而更加痛恨“左道”妖言，认为这是政治上倡乱之阶。他在关于刘邦斩蛇之事的批语中，指出往往有借怪异惑众煽乱者，在王莽借符命篡汉事的批语中明确提出：“左道之诛，其可贷耶！” 他还赞同苏轼“大乱起于小奸”的说法，认为如果对“左道惑众者流不能早除”，会导致“自贻噬脐之祸”。 清高宗鉴于历代多有东汉张角等借“左道”起事造反，得出不能“养痈滋蔓”见解，于是对民间宗教采取不分情况、极其严厉的镇压手段，使社会矛盾激化。乾隆中期以后，民间秘密宗教组织的武装斗争此起彼伏，连绵数十年，成为清朝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重大的政治动荡，部分地由于清高宗的决策不当，而批阅《通鉴辑览》与此相关焉。清高宗认为“世殊代异”，分封、井田、均田制等皆不可行，而强调保持满洲礼制、风俗，这种反对复古却主张“法祖”的观念，与其父清世宗略同。所不同的是：他从“法祖”观念引出反对一切变法的政治见解，则是在批阅《通鉴辑览》中形成的。清高宗抨击王安石变法，将之与王莽改制等同，认为是“宋室致病之由”。 对少数民族政权的变法，尤其加以贬斥，如攻击北魏“孝文变其祖宗之法……不德孰甚焉”；斥责金章宗“尽变金源旧风，国势日就孱弱”等等。 正如他在一项谕旨中所说：“迩来批阅《通鉴辑览》，于北魏、金、元诸朝，凡政事之守旧可法、变更宜戒者无不谆切辩论，以资考鉴”， 可见“守旧可法、变更宜戒”已成为清高宗政治思维的定式。这种守旧思想，给清朝政治以深远的消极影响。在《御批通鉴辑览》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储贰问题的论断。清世宗鉴于康熙后期嗣位之争，创秘密建储之法，但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论证。几千年以来关于册立储贰、早定“国本”观念根深蒂固，储君又有立嫡、立长的原则，这充斥于经史典籍，影响极大。是恢复传统儒学的立储方法，抑或将传统方法视为井田制一样不可行于今时，还是从根本上否定传统的立储制度？三者必取其一。清高宗经过一度犹豫徘徊，选择了最后一项，而这种选择是通过批阅《通鉴辑览》作出的。他在批阅殷商帝乙立嫡子辛（即后来的纣王）为储君时，就意识到“立嫡之论”的舛误，“观此犹不悟者，非愚而何？” 随后以批语批评了汉高祖、唐高祖、唐太宗、明太祖等拘于立嫡立长而导致动乱的举措，明确提出“神器当择贤而畀”的主张。在唐朝裴休请早立太子事的批语中，清高宗详论了册立太子之弊：“名位已定，其不肖者固不足论，即有英贤之姿，谀之者献其逢迎，忌之者亟其排陷，古今之迹章章可考也。，则何如令其同列兄弟之间均选贤而教之之为愈乎！是不亟亟于册立者，实所以保全之也……故悉而论之，以破千载之惑。” 乾隆四十八年，清高宗下令编纂《古今储贰金鉴》，搜集从西周至明朝因册立储贰招致祸乱的事例，附加评论，冠以有关谕旨，彻底否定几千年以来的这个传统制度，使清代秘密建储的理论系统化、成熟化。这个理论的贯彻实施，使清朝宫廷政局始终比较稳定，而其基本思想见解，在《御批通鉴辑览》中即已提出，事例也有所准备，《古今储贰金鉴》的编纂乃是水到渠成之举。时至清代，中国封建社会已是末期，而乾隆朝却是一个“盛世”，作为这一时代的代表者清高宗，其思想也呈现出两重特征。他以宏大气魄、渊博学识而雄视千古，高屋建瓴地评析历史，对历代帝王和名臣几乎皆有所指摘，从中总结政治经验，在政治措施与政治理论上有所创新。《御批通鉴辑览》纂成阶段正是乾隆朝由盛转衰之际，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他在评析历史中表现出政治思想的守旧性和极端专制性，也是不可避免的。由编纂《御批通鉴辑览》而成熟起来的这些官方的政治历史观，如新的正统论思想、严执纲常伦理原则、臣民的绝对“忠节”标准、反对变法的守旧意识、秘密建储的政治理论等等，对此后清廷的思想、政策、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使之成为一个保守、专制而又比较能有效运转的政府，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社会形态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