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矿下井工作的条件
二十七岁那年，在生活的压力下，我成为家乡一座国营煤矿的合同制工人。在这座煤矿工作了一年。
听说我准备到煤矿下井，母亲坚决反对。她说，那种工作，每天上班的时候进去，下班的时候，能不能完完整整活着出来都是个问题。万一不走运，出点事故，缺胳膊少腿的，残废了，这辈子就完了。穷就穷点吧，只要有点吃喝穿戴，不挨饿受冻，稍微勤快点，做点什么不行，为什么非要去下井？我问母亲，你觉得我照这样下去，是不是比万一成残废更好？母亲不再说话，因为她知道，我说的一点都不错。如果光是穷点，倒也无所谓，天底下有那么多连饭都都快吃不上的人，他们没有去下井，不也照样生活？问题是，我那种忧郁的性格，使我与周围的人们和环境格格不入，这么多年处处碰壁，对我来说，想有一块安身立命的地方，简直不可能。煤矿招工的时候，明知道这种工作很危险，也是十分的不情愿，但这好歹能算是一次谋生的机会，而且就连这样的机会，当时对我来说都很难得。那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人们明知道这种工作很危险，却还是趋之若鹜的奔向这个行业，因为没有一定的经济来源维持生计，比井下随时随地可能会出现的致命危险更可怕。
到矿上的时候，是在2005年正月。最初是一系列象征性的体检，实际上，只是走个过场，也有过不了关的，多少破费点，让队里的办事员出面一活动，很快就能搞定。除了填几页有关个人资料的表格外，还有一项比较特别，大致意思是万一你遭遇了意外——这里忌讳说“死”、“出事”之类的字眼，不会直截了当的说，赔偿的那笔钱——已经有了标准，至少20万，由谁受益，以及受益人和当事人的关系。这有点像一个临死的人在立遗嘱。我在上面填的是母亲的名字，与受益人关系一栏是“母亲”。
背着行李走进矿上的宿舍楼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不是我呆的地方。这里的一切似乎都在预示着自己暗淡的前途。每一个房间，每一个人都不能唤起我丝毫的热情。铺好被褥，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努力调整自己的情绪，希望能够接受所面对的一切。这一天，我开始了自己人生旅途中的又一段充满艰辛与泪水的历程——煤矿工人的生涯。我知道，我将要经历的是真真实实的煤矿工人的生活，而不是喜剧中充满快乐的煤矿工人的生活。
接下来二十多天的时间是培训，由于新工人太多，仅有的几间教室挤不开，只好让所有的新工人分上下午两拨调开来上课。课堂上所讲的内容主要是关于煤矿井下的安全知识，以往下念及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实际上，培训也是象征性的。一般情况下，讲课的老师会拿着一本书，在讲台上往下念，抬头的时候都很少。工人们则在下头坐在座位上，时不时的叼根烟，与同伴闲聊。也有的老师连书也不拿，正话说不了几句，就开始在讲台上和工人们天南海北的胡侃一通，这个时候，工人们总是格外的开心。上大约一个多小时的课后，老师一走，整个一天就没事了。另外的半天，是有一帮工人在上课。培训期间，也给开一部分工资，但工资的数量，没法跟下井的工人比。
培训结束，下井前，队里会给每一位新工人安排一位师傅，目的是让新工人熟悉井下的环境和保证新工人的安全。这种做法很有必要，到井下才知道，那里的巷道长度和数量及各个部门，几乎相当于一座有相当规模的城市。一开始的那几天，我就有一次一个人出来时，迷失了方向，绕了好几个圈，好不容易才找到出口处的罐笼底下。
每天上班前，换了衣服，工人们都要在队长的主持下开一段时间的班前会。班前会上，队长的主要讲话是围绕任务的分配来进行的。有时候井下出了事故，也会做一些思想教育之类的工作。
这座煤矿是竖井，班前会结束后，每一位前来上班的工人都带上自己所需要的工具，到井口罐笼前等待下井。一主一副两个罐笼，一上一下轮换开载着上下班的人们下井和出井。在井下出了罐笼，离工作的营头还有将近十多里的路。快到营头的时候，才有载人的矿车。其余的路，都得步行，有很长一段，还是将近45度的大坡。这样，从井口走到工作面，一下不耽搁，也得一个多小时。到了工作面，高强度劳动作业才真正开始。
一年多的时间，我上的绝大部分班是在做辅助，全队有不少人都和我差不多。在营头充当队里的主力军，各个班的班组长都不希望我们这些人加入。在那里，我们没有多少才能可以施展，不吃香。实际上，这也正合我们的心思，因为营头除了比在巷道中做辅助有更大的危险外，由于工作环境的缘故，也会往肺里吸入更多的煤尘。矿上每隔一段时间都要让工人们到矿务局医院做体检，主要是拍一个肺部的片子。拍出的片子，医院从来都不让工人们带走，其实，就算不做体检，工人们也都明白自己的肺里装了些什么，只不过在还没有明显的身体症状之前，还没有危及到生命的时候，不会轻易去重视。也有人手不够，实在调不开的时候，这种时候，我们也会被安排到营头。这里绝大多数的工人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农民，在春种秋收的时候，轮流开都要请假。
初次下井，感觉一切都很新鲜，来来往往的矿车，纵横交错的巷道，就像到了一座陌生的地下城市。那时候对井下潜在的各种危险还没有多少意识，总觉得人们平时在地面上所说的完全不符，是被夸大其词了的。只要稍加注意，哪会出什么事故。知道后来经见了几次事故现场，才开始感到恐惧。如不是亲临现场，有些事故的发生，你永远不会想到它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至于手脚被砸，蹭破点皮，那是每个人三天两头常有的事，微不足道。我们当地有句俗话：“窑黑子打断腿——小嚓嚓。”
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还远不是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我从十几岁就开始在家从事无休无止的重体力劳动了，有过这种磨练，要适应在井下工作的劳动强度，没什么大问题。最令人难以接受的，要算那些工友们的生活方式和作派。在下井的煤矿工人中，每说三句话，如果有一句不是粗野的脏话，那是很少见的现象，开口闭口骂娘，是家常便饭。我们所属的掘进队，在营头工作，尤其是在打完眼，放完炮的时候，加上风筒随时都在呼呼地往里送风，煤尘大的只能勉强看见人——像电视新闻上看的那样，巷道中那么干净整洁，在平时，根本是没有的事——就忙不跌的跑到营头去了。因为每天的班前会上队长都会定任务，没有人希望耗到下一班接班的时候才从黑乎乎的井下往出走。而且，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会直接影响到月底的工资。说起煤矽肺病对人生命的威胁，很少有人不知道。但工人们肩上顶着的压力，使他们顾不得考虑这些。所有的人都这样，如果你要讲究这些，那就意味着，你的饭碗很难保住。
在井下，抽烟是被严格禁止的，一旦被发现，即使不被除名，也需要准备不小的一笔开销找领导通融。巷道中的瓦斯一旦达到爆炸浓度，只要有一点火星出现，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某一个工作面周围很大的一片范围中的人和物都将面临灭顶之灾。每一个工作面都安有瓦斯浓度报警器，报警器的信号线与地面指挥中心连接。理论上，一旦出现险情，地面和井下的报警器都将发出警报。但我从来没有见到瓦斯报警器发出过警报，也许那只是个摆设，更多的可能，是井下通风条件还算不错，瓦斯浓度轻易不会超标。
但井下抽烟的现象时有发生，和我经常同上一个班的那几个工友，就有好几个这样的“分子”。有空闲的时候，时常一个或者几个人鬼鬼祟祟的找个没人的地方过烟瘾。在这种时候，即使你处于安全的考虑有些不满意，也不便多说。你不能去报告领导说，有人在井下吸烟。
为了排除瓦斯和解决井下缺氧的问题 ，井下的通风设施是极完善的，空气流通很好。只要有人在上风口抽烟，即使是相距几十，上百米，对一个抽烟的人来说，也很容易闻到那股烟草的香味。在下井之前，如果被查出有人身上携带烟草和打火机，那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不过，这种可能性很小，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人在井口处被搜出烟草和打火机。
在掘进队，一条巷道开进到一定长度的时候，除了营头附近安装几部溜槽外，还要安装一部皮带，用来运输掘进时开采出的煤。煤从一部部皮带运输到大巷的溜煤眼，再由大巷的电力矿车运送到罐笼底下，由罐笼运到地面上。采煤队的运输程序也大致是如此。
每到这个时候，工人们下班的时做皮带就成了家常便饭。按照矿上的规定，是不允许乘坐皮带的，因为那么做非常危险。巷道很窄很低，正在运行的皮带，跳上跳下都需要一定的技巧。规定归规定，想要完全制止却很难，就连队里的干部——几位副队长在下班的时候也常常会乘坐皮带，甚至，还会带头乘坐。
我就领略过一次乘坐皮带的危险。一开始坐皮带比较小心，学别人的样子，头顺着皮带前进的方向，先将四肢分别支在皮带旁边的支架上，瞅准时机把四肢一往回缩，整个身体就趴在皮带上了，这样坐安全系数比较高。还有一种坐法，一只手抓住皮带的支架，身体前倾，为的是跳上皮带的时候，身体不至于因为惯性而后仰，然后瞅准时机一跃，双膝跪在皮带上。可是有一天，我竟然别处心裁，想要双腿向前，坐到正在运行的皮带上去。结果，身体由于惯性猛的后仰，我脚向前，头向后仰睡在了皮带上。如果光是睡上去，倒也没什么大不了。问题是，安全帽掉了。矿灯的灯头由于与身上背着的蓄电池相连还在后面拖着，但它的光显然不知道一下照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的眼前突然一片漆黑，一下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好在皮带运行的时候，它的机头开关处一般都会有人。我做好了准备，感觉快到机头的时候，赶紧大声喊停。如果到那时候皮带还没有停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根本想不到，也不敢去想。正在我不知所挫的时候，皮带突然停了。我感紧坐起来，拉住矿灯的电缆一把把矿灯拽回来拿在手里，抓住这个好不容易才等到的机会，“嗖”的从皮带上跳下来，身子已经快软作一团了。
从营头出来，过了皮带，再下一段陡坡后，就会进入大约三里地的一段矿车轨道，这条轨道是用来往大巷方向专门运输矸石的。一般的时候，在我们下班时间，司机早把车头开回库房，下班了。但这段大坡地下，常常会有一些空着的矿车，而且，这段轨道还是一段缓坡。
这个时候，如果没有领导在场，胆大点的工人就会插一块破板在车轮和车厢底部的空隙中间，目的是在车速太快的时候用来刹车的，然后站在矿车后面的挂钩处，一脚踩在矿车底部的挂钩处，一脚踩在破板上，顺着轨道，一股风似地，就刮到轨道尽头了。如果人多，矿车车厢内也会坐人。有一次，我在上班途中看到这段巷道中间横躺着一节矿车，上面还有些血迹。后来听说，不知道哪个队的副队长下班的时候推了个矿车，结果翻了车，受了伤。所幸他的运气还算不错，只是轻伤。一直没敢声张，副队长的待遇不低，他怕丢了那个位子。
刚干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就受了一次伤。那天，我在井下运料，我们那个班连我在内，两个运料的。我们的任务是，从大巷将掘进需要的坑木运到营头。这段路程一般都有好几百米。坑木的长度在两米多，直径平均在十五到二十公分之间，也有更粗的，一般情况，大巷的坑木比较充足，有点挑选的余地，我们会捡比较细一点的运。这么粗的木头，还是铅木，它的重量可想而知。对于年轻的壮劳力来说，如果是在地面，路也不是很远的话，那不是个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在井下正在掘进的小巷道，既低又窄，即使是空人走路，也经常会碰到头。巷道的中间，不是皮带，就是溜槽，在出煤的时候，还要运行。尤其是在皮带机尾和溜槽机头，以及两部溜槽的机头和机位交接处，都是重叠在一起的。到了这些地方，即使是空人走路，也要把要猫的老低才能过去。如果再扛上那么粗那么长的一根坑木，就更难走了。中途还得尽量少休息，一旦你把坑木从肩膀上放下来，再想一个人把它扛到肩膀上在站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即便你已经使上吃奶的力气，尝试好多次，有时候也不得不等人来帮忙才能把它扛起来。我那次运料比以往时候更费劲，有很长的一段大坡，那个坡的坡度，估计不会小于四十度。已经扛了好几根了，都是到了坡顶拐弯的时候，侧过身，把坑木扔到溜槽机头上，使劲往里推一推，在跳上机头，猫着腰过了机头，实际上猫腰的程度，已经跟爬没有多少区别了，再从那一头，抱住坑木的那头，使劲把坑木拖过去。但那次我在扔坑木的时候，因为刚从坡上上来，早已经筋疲力尽了，是应咬着牙把最后那一节坚持上来的。坑木扛在右肩膀上，右手还有一刻不离的托在坑木上，既防止坑木从肩膀上滑下来，又要掌握两头的平衡。我使出最后一点吃奶的力气吧坑木往机头上一扔，但右手往出闪的时候，还是慢了一拍，手被坑木砸了一下。我听到自己的手上“噶”的一声轻响，把手缩回来的时候，紧接着便是钻心的痛。以前没有过骨折的经历，总感觉如果是骨折的话，那个手指头是不会动的，也一直认为，那不可能是自己骨头断裂的声音。于是看了看自己的手指头，疼是疼，还可以动，以为疼几天就没事了。稍微休息了一下，强忍着疼痛，又把那根坑木坚持运到营头。等从营头出来的时候，感觉实在不行，才跟班长打了声招呼，提前下了班。
到澡堂洗澡的时候，还是在别人的帮助下，才把上衣脱掉。回到宿舍，手已经肿的像只熊掌了。有几个年长一点的工人说，快去拍个片子吧，你那手，十有八九是骨折了。到医院一检查，果然。回到矿上找队长的时候，队长正在开班前会，等散了会，我把医院的片子递给队长，并申诉了我的来意。队长只瞟了一眼我的手，就轻描淡写的说：“咋也不咋，歇上两天就好了。你也不是不知道，过去的时候，人们做点营生，多少受点伤，还不是经常有的事？”用笔写了个条子，让我到矿卫生所输三天液。
受伤后，生活得不方便可想而知。因为是右手，就连吃饭的时候拿筷子都很费力。但骨折绝不是输上三天液就可以好的，我又去找队长。这一次队长显得极不耐烦。他看到我手包扎了起来，还垫了本书用一根纱布挂在了脖子上，直瞪眼。在他看来，这也太小题大做了，不就是手被砸了一下，掌骨骨折了吗，根本就用不着整的这么玄乎。队长脸拉得老长，极不情愿的又给开了三天的输液条子。这次输完，我没有再去找队长，那张拉长的脸太难让人接受了。也没有去跟队长打招呼，径直回家养伤去了。当时的想法是，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骨折了才二十多天，队长就托人捎话给我，让去上班。我想了想，万一真的被开除，以我当时的条件，想再找个工作，太难了，只好去上。但掘进队在井下干的都是重体力劳动，我的右手只要轻轻一发力就生疼，考虑到万一骨伤再一次裂开又会很麻烦，只上了一个班，就又回家了。至于队长会怎么样，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次回家有养了十来天，队长又给我稍了几次话，最后的那两次，话说得很难听。虽说是国营单位，但实际上，每个队的队长就相当于一个包工头，只不过，要把队里的钱弄到个人头上，比私营的包工头难度稍大一些。工人受伤在家休息，工资不像在上班时多，但总得给开一部分。不上班，队里还得给开一部分支，这也正是队长之所以恼火的原因。至于你的伤有没有痊愈，队长并不怎么在乎。
总共养了一个多月的伤，就被队长三番五次的催去上班了。
那年夏天的一天，我们正在井下工作的时候，班上出了一起事故。当时，我们几个辅助人员在营头附近清理巷道。营头刚放完炮，开始出煤，巷道中的溜槽已经开始运行。突然看到副队长跑到溜槽机头从司机手中抢下开关，将溜槽停掉了。一边往营头方向跑，一边骂那位司机。后来才知道，营头又出事了。通常情况下，溜槽在运行时，人是很难听到说话的声音的。这种时候，人们会从安全帽上摘下头灯，对准机头方向摇晃。司机必须随时注意这些，一看到头灯头灯的光线在剧烈的摇晃，司机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按下手中的停止按钮，让机械停止运行。但这位司机却不知道为什么不注意这些，副队长只好赶紧跑出来将溜槽停掉。
所有在场的工人都一起涌向营头。原来，一根坑木掉在了溜槽上，一头定在溜槽的刮板上，另一头顶在了这位工人的小腿上，一直将这条腿顶到了棚帮上。机头电机至少在几十千瓦，人的一条腿自然是不堪一击。矿工靴小腿那一块已经被顶烂，裤腿上的血直往外洇，至于那条腿已经成了什么样子，当时还想象不到。工人们赶紧撕下一节风筒来做做了副担架。那位受伤的工人却哼都不哼一声，只是有气无力的催促快点。
井下的电话早已打到地面，没等将伤员送出井口，救护车早已停在地面出口多时了，从这一点来说，领导们的态度还算可以。矿务局医院的大夫一看伤势，赶紧让转到省城的大医院。按照当时人们的分析，那条腿怕是保不住了。
后来的这几年，这位工人一直住在医院，不是省城的大医院，就是回去在矿务局医院养一段时间。腿倒是保住了，但它应该具备的功能，已经没有多少了。只能拄一副拐，艰难的挪动几步。矿上虽然给办了工伤，有生之年，每个月也会付一部分工资，但这些跟一个人健全的身体相比，根本就微不足道。
那年轩岗矿务局医院发生爆炸，以及后来焦家寨煤矿瓦斯爆炸的时候，我还在矿上上班。我所属的煤矿叫刘家梁煤矿。这两起震惊全国的大事故都发生在离我们的宿舍楼五里左右的地方。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宿舍里睡觉。半夜里，忽然一声巨响把我惊醒，还听到有玻璃碎了的声音。当时没有多想，以为是哪个无聊的人在半夜里放爆竹，崩到玻璃上了。也没有看表是几点，后来才知道，是在两点多。第二天上早班的时候，从镇上来上班的许多工人都在谈论，说那栋楼的整个一个单元全被炸垮了，附近到处都摆放着人的尸首。也有的干脆说，整个一栋楼都被炸成一堆了。
下了早班，我赶到事故现场。现场已经被官兵戒严，周围沾满了围观的人，有的表情凝重，更多的人，脸上还带着笑容。人太多，我只能站在二三十米远的地方，踮起脚尖勉强看到里面。隔不多时，就会从废墟里拖出一具尸首，由于事发的时候，实在半夜两点多，人们都在睡觉，尸体大多是赤身裸体的。还有的身上血迹斑斑。附近一带民居、门市部的玻璃和卷闸已经没有完整的了，楼房的碎片飞得到处都是。
焦家寨煤矿瓦斯爆炸的时候，我是在那天下了早班的时候听说的。听到这个消息，首先想到这些可怜的矿工以及他们留下的一家孤儿寡母，其次想到自己在这种地方上班，也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会有这样的命运，心里说不上来的伤感和后怕。但那次，我没有去现场。
签了三年的合同，只干了一年，就再没有去上班。但在我最无奈时候的这段经历，却永远的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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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元村位于哪个区
重庆市酉阳县板桥乡井元村井元村是重庆市酉阳县板桥乡下辖的行政村，城乡分类代码为220，为村庄。区划代码为500242215202，居民身份证号码前6位为500242。邮政编码为409800，长途电话区号为023，车牌号码为渝。井元村与双桥村、水车坝村、板桥村相邻。2016年12月9日，井元村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井元村附近有重庆酉阳桃花源、龚滩古镇、重庆龙潭古镇、赵世炎故居、阿蓬江大峡谷等旅游景点，有麻旺鸭、酉阳青蒿、酉州乌羊、酉阳蜂蜜、酉阳山茶油等特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