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管理的国学
普遍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以国学大师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所分，则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知名学者乾泉教授认为，“国学” 就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哲学，其基本结构按照河图洛书、易经哲学传统，也分为“八卦九宫”之型，即为“易学道家（太极八卦）、阴阳五行（乾卦）、佛家墨家（兑卦）、法家（离卦）、兵家（震卦）、儒家（巽卦）、纵横家（坎卦）、名家（艮卦）、杂家农家（坤卦）”在2000多年前的先秦时中国文化已驱成熟。因此，中国社会是一个主要靠完善、文明的文化驱动的理性文明社会。中国在近代的落后有其自然生态突变等诸多原因，不能因为此就一味否定中华文明的先进性。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飞速发展，中华民族以自己的智慧取得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中国传统文化也随赢得世界的尊重，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逐渐恢复了自信，“国学”再度成为热门话题。乾泉教授认为“国学”在今天应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意即“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是中华6000年文明的代名词，实乃为“立国之本”也。
跟着国学学管理
袁济喜，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基地客座教授，西南大学特聘教授。
国学与管理智慧是近年来国学研究与普及中的热门话题，作为传统学术与文化的国学何以与现代管理学有着必然的联系，又是如何得以运用的?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好奇与兴趣，在这一讲中，我们打算谈谈自己的看法。主要从下面两个方面谈起。
一、国学中蕴涵着丰富的管理智慧
管理学是从近代西方兴起的学科，在追求效率、利益最大化的现代社会，会纷繁复杂的各个层面都需要富有管理智慧的人才去统筹协调，大到一个国家，再到一个企业，小到一个家庭，可以说每个人都需要懂得如何合理分配资源，与人相处，高效和谐地工作与生活。这方面西方早已产生了一套体系严密的管理理论，西方的管理学可以说是一种追求标准化、制度化的科学，有着注重逻辑、崇尚实证的理性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建立在西方独特的文化土壤上的，从古希腊时代开始，西方就脱离了血缘纽带与农业社会形态，进入城邦文明，形成契约化与法制化的社会，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更是引入工业社会与民主政治的模式，在此基础之上，建构成了现代管理体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是血缘宗法制的社会，靠人伦道德而非法律来维系，中国人敬畏自然，追求天人和谐。
不一样的文化土壤必然会培育出不一样的管理模式。中国从几千年前的氏族时代就构建了独特的管理方式。尧、舜、禹这些传说中的君主都因为他们顺应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来管理教化民众，成为中国几千年来被传颂效仿的最杰出的管理者。中华民族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民族，农业社会靠天吃饭，人们敬仰天地，天不但被赋予了抚育万物、奉养人类的属性，也逐渐被赋予了道德比类与审美观赏的属性。人们不但向天地学习如何做人，也将天地看作拥有最高权威默默无言的管理者。中国人把天对人类的管理思考总结，应用于人与人之间的管理中去。这些在洪荒时期便播种在中国人身上的文化基因代代相传，在今天也难以改变。自古的管理者都要顺应这文化基因来进行管理，否则不但达不到管理目的，甚至还会自取灭亡。秦始皇企图用杀戮和烈火来消灭积淀的思想文化，用自己的方式来独断管理，却落得身死国灭，为天下笑。之后几乎每代皇帝都会在诏书中再三提到唐虞之治，表示自己不敢丢弃祖先传统于不顾。直到清代，统治者自知为外族，更加尊重效仿中原文化，以此来治理国家。民族文化与管理的关系，难道是可以割裂的吗?
我们不能否认，近一百年中国学习运用的更多是西方式管理，对中国传统的国学智慧反思和整理的非常之少。中国的传统管理与整个国学一道，往往被作为封建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加以批判，作为孔孟之道受到粗暴的伤害。古代帝王的治国之道被看做封建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的手段而被鄙弃，近代曾经辉煌的.儒商被看作一个历史悲剧而尘封。一批又一批的政府官员与企业领导出国学习，回来便都大刀阔斧的根据西方模式和经验进行改革，对于自己的老祖宗不屑一顾。而现在许多问题正在慢慢显露，经济发展中忽视了人的存在，盲目追求冰冷的GDP数字，自然环境沦为牺牲品，社会中不均衡的发展矛盾日益突出，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同时人们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幸福感越来越低。中国企业的普遍寿命之短也是近年来被普遍关注的现实，有关资料显示中国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仅为2.5年，不及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每天全国都有成千上万家企业倒闭。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没有找到适合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以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状况来看，盲目推行西方管理经验必然是不明智的。中国人重感情、重道义，突然面对西方冰冷严格、对事不对人的管理制度，会有相当一段长的时间才能适应。在现在就必然会造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关系紧张，更加影响企业的运作。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必须重视自己的国学遗产，其中包括国学中蕴藏的管理智慧。
当然，国学并不是直接的管理技巧与策略，而首先是一种宇宙之道与人生智慧，。《周易》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国学与管理智慧可谓是一种道器统一的产物。北宋大文豪苏轼既强调技的作用，更关注道的统率作用：他曾举过一个例子，说的是南方善潜水者的技巧得自于长期的练习，掌握了潜水之道后能够熟悉水性，出入自如，“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
国学与管理有啥关系
一、什么是国学？ 国学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数千年来中国人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高度总结，浸淫着每个中华儿女的血液和灵魂。 中华民族因为自己博大精深的文化而存续，而骄傲，而伟大！ “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 而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 名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普遍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 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 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 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以国学大师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所分，则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 乾泉教授认为，“国学” 就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哲学，其基本结构按照河图洛书、易经哲学传统，也分为“八卦九宫”之型，即为“易学道家（太极八卦）、阴阳五行（乾卦）、佛家墨家（兑卦）、法家（离卦）、兵家（震卦）、儒家（巽卦）、纵横家（坎卦）、名家（艮卦）、杂家农家（坤卦）”在2000多年前的先秦时中国文化已驱成熟。 因此，中国社会是一个主要靠中国文化要素之间彼此消长和相互协同，来驱动文明发展的理性文明社会。 中国在近代的落后有其自然生态突变等诸多原因，不能因为此就一味否定中华文明的先进性。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飞速发展，中华民族以自己的智慧取得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中国传统文化也随赢得世界的尊重，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逐渐恢复了自信，“国学”再度成为热门话题。 乾泉教授认为“国学”在今天应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意即“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是中华6000年文明的代名词，实乃为“立国之本”也。 二、国学与管理的关系 在中国做好企业，管理好企业，你首先必须了解这个社会群体——中国人的性格、思想、价值观与行为方式，了解他们的生活、理想和对生命的感悟，培育与他们的情感，得到他们的价值认同，那你就成功了一半。 财富是辛勤劳动与高尚智慧的结合，财富灵与肉、体与能、心与血的结晶，财富是一种责任，财富是义与利的统一体，国学就是中华民族的身存智慧与财富哲学。 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也应该是一个高尚道德的实践家！一个不了解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人，一个不掌握这个民族生存智慧的人，一定会缺少对这个伟大民族的认识，一定缺少对这个民族情感的认知，不管你是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还是大陆人、香港人、台湾人、澳门人，在中国做企业或与中国企业打交道，很难成功。 希望大家能够反思自己民族的文化，带着自身现实问题，以科学的精神和虔诚的态度，结合现代文明的成果与人类历史上的梦魇，分析比较研究华夏6000年来宝贵的文化遗产，十分有必要，也很有意义。 任何主观地、臆造地、功利地、浮躁地、感性地曲解中国古代的文明与人文价值，即便是善意地，这种治学态度都是不严谨的、愚昧的、荒唐的，也是不负责任的，是对历史的亵渎。 对历史和自己民族文化不敬畏得人，终将被历史所不屑或嘲弄。 有人认为,"国学"是"国学","管理"是"管理",历史背景不同,目标不同，主体不同，将二者撤在一起很荒谬；有人认为二者不是一个范畴的概念；有人说这是哗众取宠，忽悠人； 孔子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大凡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历史上中华民族的繁荣是因为开放和包容，中华民族的悲剧是因为当时的当局以封闭的心态面对世界.历史已经再三地教训了所有没有包容心与爱心得人！ 在资源紧缺，自然环境加剧恶化，企业过度竞争，人文精神沦落，市场经主义至上的今天，管理科学需要中华民族的智慧--《国学》来拯救！“生生不息”、“经世致用”、“厚德载物”是国学的精神与灵魂。 国学不能回避管理学，国学不仅是文化符号，用国学的精神与方法来完善管理理论，恰恰是时代赋予每一个华夏儿女的历史使命！ 中国经济的崛起还不足于支撑和诠释中国和平崛起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中国文化的崛起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崛起。 用中国管理哲学重塑中国商道文化,让我们共同思考和理清我们国学的核心价值与文化基因，共同探索和矫正我们的目标与行为方式，共同承担和履行我们的责任与伦理道德，共同面对和挑战我们的未来和发展机遇．．．．．． 伴随着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是被这时代的海，被这历史的风，簇拥起的一朵浪花，炫目而美丽。 我们希望、呼吁并相信，将会有更多的专家、学者、企业家、政治家和社会工作者，关注中国易经国学和传统文化的价值，关注中国管理哲学的建构与实践，因为这关乎于我们民族的壮大与存续，关乎于我们中国人今天的价值和未来…… 三、国学与企业文化 中国的文化结构决定了中华民族特有性格，决定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思想精神和文明传承。 从伏羲到三皇五帝，再经过西周、东周，历数几千年，直至春秋战国时期，以易学为起源，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西汉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提出的“九流十家”之说。 “九流”是指道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和杂家。 从管理哲学上讲，百家之中主要是五家，即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以孙武、孙膑为代表的兵家，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 在他们的哲学思想中，蕴含有极其丰富的辩证思维方式和易理之道。 先秦以后的历代政治家和哲学家，秉承易学和五家思想传统，在他们的“文集”中进一步阐释和总结出了中国的治国管理之道。 中国历代文人学者浩瀚的作品中，有深邃而睿智光芒的说理深邃的政论、奏议、书信、杂说，蕴含着丰富的中国管理思想。 系辞中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中国古代文明的伟大成就，无不闪耀着易学和合人文精神与可大可久的生命哲学智慧。 从先秦诸子百家、汉唐道统、宋元理学、明清贤达，到 *** 思想、 *** 理论、乃至构建和谐社会理想，系统了解中国哲学发展历程，把握中国文化传承的主要脉络，系统学习中国文化和哲学智慧，以中国先哲们睿智的思辩传统，深邃的人生哲理，思考和解决在事业、命运和企业管理实践当中遇到的诸多困惑和矛盾，提高哲学思维能力，倡导和谐管理，创新思维，理智、科学和勇敢面对挑战。 如何科学地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吸取国学精粹与人文素养，融合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思想，如何科学地总结中国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对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化管理之路，自主创新，顺利实现企业战略转型，提升中国企业的生命力与核心竞争能力，构建和谐社会和培育中国优势企业，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和历史使命。 很多专家和企业家已经认识到，一流的企业做文化，二流的企业做标准，三流的企业做品牌，四流的企业做服务，末流的企业做制造。 按照系统科学原理，结构决定功能，易学的结构决定了中国的文化特征和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 同样的道理，企业文化决定着企业的特征和企业的发展，企业的变革不能忽视企业文化的变革，更不能脱离中华文化的大背景。 只有积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优秀基因，整合西方先进文化元素，结合企业自身资源条件，建设起颇具特色的企业文化，才有可能塑造起自身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四、国学与管理变革创新 从目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华尔街的“垃圾债券”，日本的黑大米事件，再到中国的“三鹿奶粉”、“襄汾溃坝事件”，不难发现其中的共同“秘密”和根源，中西方政经高层不约而同的认识到，其中的“元凶”就是没有高尚文化、文明道德、价值伦理和规范制度约束的“资本的贪婪”。 这些仅仅是企业经济发展与社会文明冲突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作为社会组织主体的现代企业，其所赖以生存的市场环境、技术环境、生产环境、人力资源环境、信息环境等均在其不断恶化。 资源与环境、发展与竞争、市场与技术、经营与法制、效益与责任、管理与人性等矛盾问题越来越难以调和，甚至逐渐成为制约企业成长和经济发展的瓶颈；组织生涯目标与员工职业生涯规划的现实冲突，企业官僚只注重过程细节的本位主义，忽视企业运作的整体性,部门间互相制肘,管理者常常越位、缺位、错位，过度管理与管理盲点并存,企业创新管理缺失，组织变革乏力；管理原则、管理理论、管理行为往往与管理目标和结果相背离。 信用、信任、信誉的危机就像病毒一样侵袭着企业的肌体，产业发展周期、产品市场周期、技术变革周期成为决定着企业生长周期的宿命；当代西方管理文化和管理行为模式正面临着文化“移植”和文明冲突带来的严重的“排异反应”。 中国企业的管理之殇是人文之殇,中国管理之痛是人文之痛。 大国崛起，国学岂能寄希望于封闭的、狭隘的、民粹的、傲慢的、甚或于小人的心态来振兴？国学需要面对现实需求，需要牵手管理，需要理性和创新！中国企业只有插上“国学”与“管理”这两个翅膀，才能自由翱翔于世界市场，“国学”也只有通过与“管理”联姻，才能获得新生，才能赢得世界的尊重！ 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是经营和谐企业文化，企业管理哲学是企业文化的基础。 中国企业不能满足于只是输出“廉价的”中国商品。 中国人、中国企业家，应该摒弃自卑、盲目和不自信，应该有勇气和信心在输出中国优质产品的同时，也能够输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的天人合一生活方式与和谐价值观。 鲁迅先生讲过，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 大道自然。 我们倡导以《易经》国学等中国管理思想价值为基础，结合中国企业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管理实践，整合和突破西方管理哲学的历史局限，通过对人类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生产方式、管理方式、发展方式等社会实践，进行系统的科学反思、哲学反思、文化反思，认真探索和思考企业和人类的终极价值，探索自然管理法则，解析和重建普适性组织基因和理论模型，初步建立起全息的中国管理哲学理论体系，包括理论法则、方法工具、实践应用；为战略管理、创新管理、危机管理、人本管理、情商管理、文化管理、和谐管理，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管理理论平台；为个人事业、企业组织的成长、变革、创新和发展，提供普适化的简单易行、科学实用的诊断和管理模型，为全面建设创新型社会、和谐社会提供基本的理论指导和战略管理工具；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哲学与和谐企业文化思想体系，是时代给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为全球化文化融合与和谐世界构建，做出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伟大民族应有的贡献。
国学与管理有什么关系？
一、什么是国学？\x0d\x0a\x0d\x0a国学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数千年来中国人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高度总结，浸淫着每个中华儿女的血液和灵魂。中华民族因为自己博大精深的文化而存续，而骄傲，而伟大！\x0d\x0a\x0d\x0a“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而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名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普遍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x0d\x0a\x0d\x0a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以国学大师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所分，则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x0d\x0a\x0d\x0a乾泉教授认为，“国学”就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哲学，其基本结构按照河图洛书、易经哲学传统，也分为“八卦九宫”之型，即为“易学道家（太极八卦）、阴阳五行（乾卦）、佛家墨家（兑卦）、法家（离卦）、兵家（震卦）、儒家（巽卦）、纵横家（坎卦）、名家（艮卦）、杂家农家（坤卦）”在2000多年前的先秦时中国文化已驱成熟。因此，中国社会是一个主要靠中国文化要素之间彼此消长和相互协同，来驱动文明发展的理性文明社会。中国在近代的落后有其自然生态突变等诸多原因，不能因为此就一味否定中华文明的先进性。\x0d\x0a\x0d\x0a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飞速发展，中华民族以自己的智慧取得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中国传统文化也随赢得世界的尊重，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逐渐恢复了自信，“国学”再度成为热门话题。乾泉教授认为“国学”在今天应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意即“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是中华6000年文明的代名词，实乃为“立国之本”也。\x0d\x0a\x0d\x0a二、国学与管理的关系\x0d\x0a\x0d\x0a在中国做好企业，管理好企业，你首先必须了解这个社会群体——中国人的性格、思想、价值观与行为方式，了解他们的生活、理想和对生命的感悟，培育与他们的情感，得到他们的价值认同，那你就成功了一半。\x0d\x0a\x0d\x0a财富是辛勤劳动与高尚智慧的结合，财富灵与肉、体与能、心与血的结晶，财富是一种责任，财富是义与利的统一体，国学就是中华民族的身存智慧与财富哲学。\x0d\x0a\x0d\x0a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也应该是一个高尚道德的实践家！一个不了解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人，一个不掌握这个民族生存智慧的人，一定会缺少对这个伟大民族的认识，一定缺少对这个民族情感的认知，不管你是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还是大陆人、香港人、台湾人、澳门人，在中国做企业或与中国企业打交道，很难成功。\x0d\x0a\x0d\x0a希望大家能够反思自己民族的文化，带着自身现实问题，以科学的精神和虔诚的态度，结合现代文明的成果与人类历史上的梦魇，分析比较研究华夏6000年来宝贵的文化遗产，十分有必要，也很有意义。\x0d\x0a\x0d\x0a任何主观地、臆造地、功利地、浮躁地、感性地曲解中国古代的文明与人文价值，即便是善意地，这种治学态度都是不严谨的、愚昧的、荒唐的，也是不负责任的，是对历史的亵渎。对历史和自己民族文化不敬畏得人，终将被历史所不屑或嘲弄。\x0d\x0a\x0d\x0a有人认为,"国学"是"国学","管理"是"管理",历史背景不同,目标不同，主体不同，将二者撤在一起很荒谬；有人认为二者不是一个范畴的概念；有人说这是哗众取宠，忽悠人；孔子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大凡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历史上中华民族的繁荣是因为开放和包容，中华民族的悲剧是因为当时的当局以封闭的心态面对世界.历史已经再三地教训了所有没有包容心与爱心得人！\x0d\x0a\x0d\x0a在资源紧缺，自然环境加剧恶化，企业过度竞争，人文精神沦落，市场经主义至上的今天，管理科学需要中华民族的智慧--《国学》来拯救！“生生不息”、“经世致用”、“厚德载物”是国学的精神与灵魂。国学不能回避管理学，国学不仅是文化符号，用国学的精神与方法来完善管理理论，恰恰是时代赋予每一个华夏儿女的历史使命！\x0d\x0a\x0d\x0a中国经济的崛起还不足于支撑和诠释中国和平崛起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中国文化的崛起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崛起。用中国管理哲学重塑中国商道文化,让我们共同思考和理清我们国学的核心价值与文化基因，共同探索和矫正我们的目标与行为方式，共同承担和履行我们的责任与伦理道德，共同面对和挑战我们的未来和发展机遇．．．．．．\x0d\x0a\x0d\x0a伴随着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是被这时代的海，被这历史的风，簇拥起的一朵浪花，炫目而美丽。我们希望、呼吁并相信，将会有更多的专家、学者、企业家、政治家和社会工作者，关注中国易经国学和传统文化的价值，关注中国管理哲学的建构与实践，因为这关乎于我们民族的壮大与存续，关乎于我们中国人今天的价值和未来??\x0d\x0a\x0d\x0a三、国学与企业文化\x0d\x0a\x0d\x0a中国的文化结构决定了中华民族特有性格，决定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思想精神和文明传承。从伏羲到三皇五帝，再经过西周、东周，历数几千年，直至春秋战国时期，以易学为起源，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西汉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提出的“九流十家”之说。“九流”是指道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和杂家。从管理哲学上讲，百家之中主要是五家，即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以孙武、孙膑为代表的兵家，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在他们的哲学思想中，蕴含有极其丰富的辩证思维方式和易理之道。先秦以后的历代政治家和哲学家，秉承易学和五家思想传统，在他们的“文集”中进一步阐释和总结出了中国的治国管理之道。中国历代文人学者浩瀚的作品中，有深邃而睿智光芒的说理深邃的政论、奏议、书信、杂说，蕴含着丰富的中国管理思想。系辞中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古代文明的伟大成就，无不闪耀着易学和合人文精神与可大可久的生命哲学智慧。\x0d\x0a\x0d\x0a从先秦诸子百家、汉唐道统、宋元理学、明清贤达，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乃至构建和谐社会理想，系统了解中国哲学发展历程，把握中国文化传承的主要脉络，系统学习中国文化和哲学智慧，以中国先哲们睿智的思辩传统，深邃的人生哲理，思考和解决在事业、命运和企业管理实践当中遇到的诸多困惑和矛盾，提高哲学思维能力，倡导和谐管理，创新思维，理智、科学和勇敢面对挑战。\x0d\x0a\x0d\x0a如何科学地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吸取国学精粹与人文素养，融合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思想，如何科学地总结中国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对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化管理之路，自主创新，顺利实现企业战略转型，提升中国企业的生命力与核心竞争能力，构建和谐社会和培育中国优势企业，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和历史使命。\x0d\x0a\x0d\x0a很多专家和企业家已经认识到，一流的企业做文化，二流的企业做标准，三流的企业做品牌，四流的企业做服务，末流的企业做制造。按照系统科学原理，结构决定功能，易学的结构决定了中国的文化特征和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同样的道理，企业文化决定着企业的特征和企业的发展，企业的变革不能忽视企业文化的变革，更不能脱离中华文化的大背景。只有积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优秀基因，整合西方先进文化元素，结合企业自身资源条件，建设起颇具特色的企业文化，才有可能塑造起自身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x0d\x0a\x0d\x0a四、国学与管理变革创新\x0d\x0a\x0d\x0a从目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华尔街的“垃圾债券”，日本的黑大米事件，再到中国的“三鹿奶粉”、“襄汾溃坝事件”，不难发现其中的共同“秘密”和根源，中西方政经高层不约而同的认识到，其中的“元凶”就是没有高尚文化、文明道德、价值伦理和规范制度约束的“资本的贪婪”。\x0d\x0a\x0d\x0a这些仅仅是企业经济发展与社会文明冲突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作为社会组织主体的现代企业，其所赖以生存的市场环境、技术环境、生产环境、人力资源环境、信息环境等均在其不断恶化。资源与环境、发展与竞争、市场与技术、经营与法制、效益与责任、管理与人性等矛盾问题越来越难以调和，甚至逐渐成为制约企业成长和经济发展的瓶颈；组织生涯目标与员工职业生涯规划的现实冲突，企业官僚只注重过程细节的本位主义，忽视企业运作的整体性,部门间互相制肘,管理者常常越位、缺位、错位，过度管理与管理盲点并存,企业创新管理缺失，组织变革乏力；管理原则、管理理论、管理行为往往与管理目标和结果相背离。\x0d\x0a\x0d\x0a信用、信任、信誉的危机就像病毒一样侵袭着企业的肌体，产业发展周期、产品市场周期、技术变革周期成为决定着企业生长周期的宿命；当代西方管理文化和管理行为模式正面临着文化“移植”和文明冲突带来的严重的“排异反应”。\x0d\x0a\x0d\x0a中国企业的管理之殇是人文之殇,中国管理之痛是人文之痛。大国崛起，国学岂能寄希望于封闭的、狭隘的、民粹的、傲慢的、甚或于小人的心态来振兴？国学需要面对现实需求，需要牵手管理，需要理性和创新！中国企业只有插上“国学”与“管理”这两个翅膀，才能自由翱翔于世界市场，“国学”也只有通过与“管理”联姻，才能获得新生，才能赢得世界的尊重！\x0d\x0a\x0d\x0a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是经营和谐企业文化，企业管理哲学是企业文化的基础。中国企业不能满足于只是输出“廉价的”中国商品。中国人、中国企业家，应该摒弃自卑、盲目和不自信，应该有勇气和信心在输出中国优质产品的同时，也能够输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的天人合一生活方式与和谐价值观。鲁迅先生讲过，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x0d\x0a\x0d\x0a大道自然。我们倡导以《易经》国学等中国管理思想价值为基础，结合中国企业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管理实践，整合和突破西方管理哲学的历史局限，通过对人类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生产方式、管理方式、发展方式等社会实践，进行系统的科学反思、哲学反思、文化反思，认真探索和思考企业和人类的终极价值，探索自然管理法则，解析和重建普适性组织基因和理论模型，初步建立起全息的中国管理哲学理论体系，包括理论法则、方法工具、实践应用；为战略管理、创新管理、危机管理、人本管理、情商管理、文化管理、和谐管理，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管理理论平台；为个人事业、企业组织的成长、变革、创新和发展，提供普适化的简单易行、科学实用的诊断和管理模型，为全面建设创新型社会、和谐社会提供基本的理论指导和战略管理工具；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哲学与和谐企业文化思想体系，是时代给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为全球化文化融合与和谐世界构建，做出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伟大民族应有的贡献。
论语当中所提及的读书方法,我最喜欢的是什么？
一、分章说明
1.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yuè)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yùn)，不亦君子乎?”
〔讲解〕第一句讲的是学习的方法。“时”，这里是副词，相当于“以时”，可以解作“按一定的时间”或“及时”。“习”的本义是“鸟数飞”，引申为“实习”“演习”。孔子所讲的功课如礼、乐、射、御等都需要实习才能掌握；但另一些功课如讲经，那就只能是“温习”或“复习”了。这类字眼要懂得活解。
第二句讲的是学习的乐趣。“朋”旧注：“同门曰朋。”跟现在说的“同学”“同班”相近。孔子说这句话是有背景的。《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辞官以后，专力讲学，“弟子弥众(越来越多)，至自远方”。这自然使他感到很快乐。这句话是孔子对他的弟子说的，所以“朋”指的是志同道合的人。
第三句讲的是为人态度，属于个人修养范围。“人不知”，“不知”什么呢?没有说出来，但意思很明白，就是“自己”。从《论语·宪问》中“不患人之不己知(不必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这句话，也可以看得出来。“君子”，在《论语》一书中有多个义项：有时指有道德的人；有时指在高位的人。在这句话里，可取前义。因为这个词现在也常用，大家都懂得它的意思，我们没有翻译；一定要译，也可以译作“高尚的人”。
2.曾子曰：“吾日三省(xǐng)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讲解〕《论语》记孔子门人一般称字，如对仲由称“子路”，对端木赐称“子贡”，对曾参独称“子”，因为此书是孔子二传或三传弟子所记，曾受业于曾参。“三省”，多次反省。文言文中，“三”“九”诸字皆有“多”义，不是确数。下述三事，这是巧合。朱熹认为，重在为学，“传”指受之于师，“习”则熟之于己，而“忠”“信”为“传习”之本。从这里可以看出古代治学的人非常重视品德的修养。
3.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讲解〕这一则也是讲学习方法，强调独立思考的必要性，因为只“温故”而不独立思考，决然达不到“知新”的目的。过去有这样一种理解，把“温故”(复习旧知识)和“知新”(获取新知识)看作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如子夏所说“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见《论语·子张》)，这是因为忽略了下面“为师”二字。《礼记·学记》中记录了孔子这句话：“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这说明孔子认为只能记诵一些知识，是不能当别人的老师的；一定要将知识融会贯通，能在温习旧知识中有所发现，才“可以为师”。可见，“温故”和“知新”并非平列的两件事，关键在于要“知新”，这就需要独立思考了。
4.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讲解〕这一则也是讲学习方法，阐述学习和思考的辩证关系，认为二者不可偏废。其中，“罔”“殆”二字历来解释纷纭。朱熹注云：“不求诸心，故昏而无得；不习其事，故危而不安。”“不求诸心”指的是不思考；“不习其事”，指的是不读书。讲这一章，要防止产生片面理解，要使学生认识到“学”是基础。孔子就很重视“学”，反对离开“学”这个基础去胡思乱想。他曾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
5.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讲解〕关于这段话的背景，《荀子·子道》中有记载：子路盛服见孔子，孔子批评了他；子路于是改服而入，但颜色依旧充盈。孔子又对他说：“……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则知，行至则仁。既知且仁，夫恶有不足矣哉!”据此，最后的“知”字当破读，通“智”。孔子说这番话的意思是，言行要谨慎，不要夸大自己的知识和本领。用现代的表述方式，就是要有谦虚的学习态度。
6.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7.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这两章内容相同，故予合并。
〔讲解〕这两章也是讲学习态度的，意思是要向一切人学习，随时随地都要注意学习，不但要学习别人的长处，还要借鉴别人的短处，反省自己有没有跟他类似的毛病。老子也说过类似的话：“善人，不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资，也有借鉴的意思。
8.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讲解〕“士”，在《论语》中大约出现十五次，大多指有抱负或有特殊社会地位的人。“弘”，胸怀宽广；“毅”，意志坚强。胸怀宽广，才能接受重任；意志坚强，才能长期坚持奋斗。“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曾子说这番话的目的是，鼓励门人要一生为实现“仁”的理想而奋斗。
9.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讲解〕这是借松柏之后凋比喻社会现象。何晏集解：“大寒之岁，众木皆死，然后知松柏小凋伤；平岁，众木亦有不死者，故须岁寒而后别之。喻凡人处治世，亦能自修整，与君子同；在浊世，然后知君子之正不苟容。”朱熹引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与君子无异，惟临利害，遇事变，然后君子之所守可见也。”二说大同小异。
10.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讲解〕曾子曾说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和“恕”正是孔子“仁”的学说的两个方面：“忠”的要求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积极的一面；“恕”的要求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消极的一面。孔子关于“仁”说过许多话，细分析起来，都跟这两点有关，例如“修己以安人”，“修己”也就是“恕”，“安人”就是“忠”。由于子贡问的是“可以终身行之”的“一言”(实即问“道”)，所以孔子拿“恕”来回答他。
二、问题研究
《论语》是过去蒙童教育的必读书，尽管大部分内容都不易读懂或只能读到似懂非懂，但人们一直坚持这样做下来，而且要求极严，须能通背全书。这大概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古代典籍里常要引用这本书里的话，“反刍”的机会很多，但如不先背下来，就无法进行“反刍”；二是通过诵读熟悉文言文的表达方式和习惯用语，以养成语感。此外，读《论语》也有了解历史掌故、增加识字的功能，但这是次要的。
今天的情形已经大不相同。我们读《论语》，旨在吸收前人思想精华中有益于自己思想品德修养的部分，这就大大地缩小了读的范围。《论语》全书各家版本的分章不一，一般都在485章左右，我们只选录10章，而且全是短章，这又降低了学习的难度。这样来选篇才符合“古为今用”的原则。至于个别条件较好的教学班愿意多读一些，那自然是好事，但也要注意不增加学生负担。
所选10章，有三个方面的内容：(1)关于学习的态度和方法，包括第1、2、3、4、5章；(2)关于思想品德修养，包括第1、4、5、6、7、8、9、10章；(3)关于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仁”的概念。包括第8、10两章。作这样划分的目的是，提醒教师全面地看待课文的内容。在教学实践中，针对初一年级学生的接受能力，第三个方面的内容是可以取消的，无妨将它并入思想品德修养的范围，第8、10两章同时列入第二、三两个方面，就是这个意思。
教读这十章，要认真研究格言的教学方法。十章中的前九章无疑都是格言，最后一章形式上是对话体，其实核心只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上，也可以算作格言。讲格言有“三要”：一要弄懂字面上的意思；二要牢牢记住原话，为“反刍”创造条件；三要联系实际，用来指导自己的言行。教师可以据此创造出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来，这是编者的一点希望。
练习说明
一 看注释，查工具书，把下列各句译成现代汉语，并解释加下划线词语的意思。
1.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2.吾日三省吾身
3.温故而知新
4.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5.士不可以不弘毅
6.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设题目的是使学生明白各章字面上的意思。翻译格言跟译记叙文不同，一般都要用直译，要尽可能保留原文精练、准确的风格，不随便增减词语。
答案参见“有关资料”中的译文。应注意的是，有些词语历来有多种解释，例如“三省”，一说“多次反省”，一说“以三件事检查自己”。又如“殆”，这里可解作“疑惑”，也可解作“危险”，“有害”，但课本取后一义。“弘毅”，有合解为“刚强”的，也有分解为“宽广”和“刚强”的。教师只宜任选一种，不宜作比较、分辨。
二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最早由儒家提倡的待人接物的处世之道，对此，曾经有过不同看法。联系自己的生活体验，全班讨论：怎样看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设题目的是引导学生联系实际，深入理解这句话的内容。应注意的是，孔子用这句话给“恕”字下定义，其中包含了相互体谅的意思。
这是一道开放性的题，学生可以各抒己见，有可取则予肯定，说错了的(有可能误解句意)要纠正。
此题又是示例性的，其余各章也可仿此进行讨论。
三 背诵全文，并把文中成语、格言和警句摘抄在笔记本上。
(略)
教学建议
本课拟用两课时教读。
学这篇课文，能当堂成诵是关键，理解不必求深，能启发学生探究的兴趣，就算达到了目的。
全篇课文除去“××曰”等字眼，不过二百字，完全有可能在40—50分钟之内成诵。要保证学生的诵读时间，并以灵活、生动的方式指导学生进行背诵练习。
课文内容当然要经过讨论，但要控制讨论的规模，一般只宜用师生交谈的形式，个别的可让学生自由发言。要提倡学生在反复诵读中作独立思考，联系本人的实际，以加深体会；不要求在讨论中解决所有的问题。
以上是基本设想。再提几点建议：
一、要讲究导入的方式，从学生熟悉的词语或故事说起，自然说到孔子这个人和《论语》一书：如曲阜朝圣之举和赵普(宋开国丞相)“半部《论语》治天下”一事。时间不超过5分钟。目的是引起学生对课文的兴趣。
二、介绍孔子和《论语》十分必要，也可用讲故事的形式，而将知识性的内容渗进其中。
三、在教读过程中要尽可能结合学习的内容提出问题或讲点故事，使学生不感到枯燥乏味，又能学有所得。
例如学“温故”一章，无妨先问学生：“有些老师知道世上许多事情，讲起来娓娓动听，这样的老师算不算好老师?”由此自然导出“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的观点，最后再落实到“知新”二字，并就此略作发挥。
又如，课文中提到曾子、子路、子贡，这在孔门七十二贤中也是卓越的人物，讲讲有关他们的事迹(如“曾参杀人”“子路盛服见孔子”“子贡游说五国之君”等)，也可引发学生的兴趣，但要讲得十分简明，每事一分钟讲完即可。
四、向课外延伸：可指定《论语》中某几篇，让学生从中找出常见的成语；也可用教师读学生听的办法。例如《述而篇》中，第2章有“诲人不倦”，第7章有“举一反三”，第19章有“发愤忘食”。
有关资料
一、孔子简介
这里只从《史记·孔子世家》中摘录几条：(1)孔子“生而首上圩顶(四边高，中低)，因名曰丘，字仲尼，姓孔氏”。(2)“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仓库管理员)，料量平。”(3)“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4)“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效法)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5)“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6)“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7)“乃因史记作《春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8)“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志，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
二、《论语》简介
《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和他若干弟子的言行的书，由若干篇章组成，前后两章之间不一定有什么关联。各章的体式也不尽相同，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
一种是语录体(也可称格言体)，仅指明是孔子的话，不写出说话的环境(包括说话的对象)，内容大多是关于学习、道德修养、为人处事的一般原则，这篇课文中的第1至9则都属于这种体式。
一种是对话体，记录孔子对弟子(或其他人)的问题所作的回答。这种体式的写法很灵活：有时写出提问者的原话，有时只写某人问什么(例如“孟武伯问孝”)；有时写出对话的环境或背景，有时不写。课文中的第10则属于这种体式，它写出了提问者的原话，但没有写谈话的背景。
一种是叙事体，其中多少有一点情节，但也往往是以记录孔子的话为主。这种体式我们以后才能学到。
《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从汉朝初年到五四运动以前的两千年间，它一直是学童们的一本必读书，影响很大，书中有不少语句都作为成语保留在现代语中。
三、孔门弟子简介(引号中语皆出自《史记》)
1.子路：“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岁。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
关于管理的名言名句
关于管理的名言名句如下：1、作为领导者，一个人必须具有表达清楚的自信，确信组织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理解事业的目标。2、在任何情况下，责任都有一个定量，任何一方如果承担过多的责任，另一方就会相应地减少承担等同的责任。3、管理的艺术在于沟通的技巧和真诚。4、管理是一种严肃的爱。5、管理就是让别人完成事情。6、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7、优秀的管理者不会让员工觉得他在管人。8、先做人，再做事。9、管理就是追求一种调和。10、管理是两件事，一是资源优化组合，二是做环境培养。11、以人为本。12、上之所好，下必随之。13、从管理的角度来讲，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不一定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障碍最小的曲线。14、管理就是让大家知道你的规划，理解你的规划，理解你的实施计划和要求，同时让利益联系你我他。15、管理=勤奋+智慧+知识+心理学。16、管理就是更有效地利用资源。17、管理=管人+理事。18、管理追求的是：无为而治，大智若愚。19、好的管理者就是要组织离了你照样转。20、管理是一种严肃的爱，培训是最好的福利。
关于管理的古语名句
1、百病从口入，百祸从口出。 2、片言九鼎，一公百服。 3、点石化为金，人心犹未足。 4、不肯种福田，舍财如割肉。临时空手去，徒向阎君哭。 5、积产遗子孙，子孙未必守;积书遗子孙，子孙未必读。 6、莫把真心空计较，惟有大德享百福。 7、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 8、谁人不爱子孙贤，谁人不爱千钟粟，耐五行不是这般题目。 9、恩宜自淡而浓，先浓后淡者，人忘其患;威宜自严而宽，先宽后严者，人怨其酷。 10、以积货财之心积学问，则盛德人新;以爱妻子之心爱父母，则孝行自笃。 11、学须静，才要学。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 12、行义要强，受谏要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3、闲时不烧香，急时报佛脚。 14、不患老而无成，只怕幼而不学。 15、咬得菜羹香，寻出孔颜乐。 16、富贵如刀兵戈矛，稍放纵便销膏靡骨而不知;贫贱如针砭药石，一忧勤即砥节砺行而不觉。 17、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18、使口不如自走，求人不如求己。 19、为富兼为仁，愿生不愿死。 20、贼是小人，智过君子。 21、壁有缝，墙有耳。 22、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23、之子不称服，奉身好华侈， 虽得市童怜，还为识者鄙。 24、天下无不是底父母，世间最难得者兄弟。 25、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生于水而寒于水。 26、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27、不痴不聋，不做阿姑阿翁;得亲顺亲，方可为人为子。 28、处骨肉之变，宜从容不宜激烈;当家庭之衰，宜惕励不宜委靡。 29、是日一过，命亦随减。 30、务下学而上达，毋舍近而求远。 31、量入为出，积少成多; 溪壑易填，人心难满。
老子认为人类依次递进的四个管理境界是什么
在老子看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相互“侮之”的混乱状态,是最低层次也是最糟糕的管理境界。所谓“侮之”,是说管理者依靠权势任意羞辱被管理者,从而激怒被管理者对管理者亦以“侮之”的方式加以报复,使彼此处于严重的对立与仇视之中。这一境界中的管理者,或因世袭特权或因某种机遇,发财升官后而处于管理者地位。他们既无能又腐败,既淫乱又浅薄,既愚蠢又自负,既不懂“依法治人”,亦不懂“以德感人”,他们错误地把“管理”视为“修理”之学。所以,他们不仅以高压管理法、囚徒式管理法“修理”他人,而且还以诡诈手段蒙骗被管理者,使被管理者不仅在经济上得不到任何实惠,还在人格上经常遭受迫害(例如私设公堂、毒打员工等),受侮辱。他们俨然是“棍棒式”、“家长式”的独裁主义者。老子认为,在这一管理境界中,不但是“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老子》四十六章)、“其政察察(严苛),其民缺缺(狡狤)”(《老子》五十八章),而且“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也,是以饥。民之难治者,以其上之有以为,是以难治。”(《老子》七十五章)甚至发展到“朝甚除(宋常星云:“朝中或废其国政,以治宫室之美;或妨其农事,以崇台榭之高,是为‘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强盗头子)。非道也哉。”(《老子》五十三章)这种管理完全违背了老子所说的“无狎(排挤)其所居(居处),无厌(厌弃)其所生(生活)”(《老子》七十二章)的告诫。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民不畏威,则大威至。”(《老子》七十二章)被管理者对管理者恨之入骨,民怨沸腾,纷纷起来反对他,任意地侮辱他,甚至欲以暴力驱之而后快。正如严复所说:“将亡之民,无不侮其政府者。”蒋锡昌亦说:“为君者见刑罚不足以立威,则以巧诈为事,故下侮之也。”在这里,老子从“无为而治”的理念出发,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历史上由昏君、贪官的贪婪无能而造成的这种“侮之”的对立管理状态。这种最低层次最糟糕的管理模式,不但存在于古代社会,而且存在于资本主义“羊吃人”的发展初期,也就是马克思所描绘的“每一个铜板都滴着无产阶级鲜血”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所具有的一种野蛮管理现象。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在某些简单粗糙的密集型群体劳动的企业中,这种毫无人性的管理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一境界中的管理者,我们将他称之为“草商”。他们对于管理缺少起码的理性认识,主要的是依靠某些人生经验实施管理,管理还处于盲目的无序的“管理实践”境界,有待于进一步从盲目的无序的实践层面向智性的有序的理论层面升华。二法家针对“草商”的盲目而无序的混乱管理,从制度层面提出了“循法而“无为而治”是管理的最高境界。
“循法而治”的的刚性管理,进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科学”境界。在这一“管理科学”境界中,管理者不再停留在盲目而无序的实践层面,已从理论上懂得了“循法而治”的科学管理道理。他们根据“自为”的人性假定,凭借权势,不但“以术治吏”,而且“以法治民”,全面地实施“法、术、势”相结合的刚性管理,造成了“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通“悚”)惧乎下”(《韩非子·主道》)的管理态势,使臣民皆敢怒而不敢言,从而达到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的君主高度统一控制的理想境界。政事虽分散在地方,由臣民去做,而大权却集中于中央。圣明的君主紧握“赏”与“罚”的权柄,使四方臣民不得不忠心于他,竭力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这是法家以“循法而治”手段造成的“畏之”的社会效果,使无序走向有序,具有一定的科学管理意义,较之盲目而无序的“管理实践”是一种社会进步。但是,在这种“权力控制式”的管理境界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犹如猫与鼠的关系一样,彼此既无相互关爱,亦无信任可言。他们之间只是一种“恃势而不恃信”、“恃术而不恃信”(《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的冷酷的利害关系。管理者傲视群小,虎视眈眈,被管理者畏首畏尾,唯命是听。管理者的虚荣心和成就感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被管理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却受到了极大的压抑。管理者整天疲于奔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之中,组织一旦离开管理者,被管理者便手足无措,整个管理系统就有可能停止运转。组织若有成绩和荣誉归功于管理者,一旦出现失败和错误,则归罪于员工,毫无君臣共享管理成果之可言。由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缺乏最起码的仁爱与信任,从而造成了人际关系的疏离和对抗,使被管理者“身在曹营心在汉”,一旦有机会便立刻跳槽。
“循法而治”的刚性管理,只能管住员工的“身”而管不住他们的“心”,得不到臣民发自内心的真正拥护。正如孟子所言:“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足)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这是法家“循法而治”刚性管理的一个致命的弱点。所以,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立足于他们的“无为而治”的理念,对法家的“循法而治”的刚性管理,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邦家滋昏;民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五十七章)所谓“多忌讳,而民弥贫”,宋常星释曰:“一多忌讳,令烦则奸出,禁多则民困,必有妨民之事,使民不得尽力于生产,安得不贫乎?”所谓“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成玄英释曰:“利器,干戈也。滋,甚也。昏乱之世,不崇文德,唯事干戈,伤害既多,荒乱日甚。”所谓“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王弼释曰:“民多智慧,则巧伪生;巧伪生,则邪事起。”
故老子认为“以智治国,国之贼也。”(《老子》六十五章)所谓“法令滋彰,而盗贼多有”,成玄英释曰:“刑名彰著,法令滋繁……不堪苛虐,逃窜者多,因生滥窃,盗贼斯起。”不管是“多忌讳,而民弥贫”,还是由它而引发的“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或“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都是由于“有为”而造成的。统治者虽然竭力以各种法令设防,非但无济其事,反而“盗贼多有。”在老子看来,“多忌讳”、“多利器”、“多智慧”,都是外在于人性的异己力量,都是违背“自然无为”法则的。老子又指出:“民不畏(畏惧)死,奈何以死惧(恐吓)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行为诡奇乱世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斵(斫削)。夫代大匠斵者,希有不伤其手矣。”(《老子》七十四章)据明代哲学家薛蕙在《老子集解》中所释,刑名法度不仅是“杀人之无益”,而且是“杀人之有祸。”既然“民不畏死”,企图以刑法杀人,使民屈服,非但“无益”,反而“有祸”。这里所谓“司杀者”,是指“天(自然)”。
老子认为人的生死是顺应自然的,生死是由“天”主宰的。如果人不自量力地欲代天杀人,犹代大匠斫木一样,必将“伤其手矣”。由此证明,法家所提倡的“循法而治”的刚性管理,是有害的,应当绝对的废除。庄子及其后学从根本上也是反对“循法而治”的刚性管理,但只是要求相对不要,而非绝对废除。《庄子·天道》篇指出:“赏罚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礼法度数,刑名比详,治之末也。”又指出:“刑名赏罚,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这里,所谓“教之末”、“治之末”、“治之具”,是指刑名赏罚或礼法度数只是治国的一种辅助手段,不可能真正达到治国的目的。
所谓“治之道”,亦即“教之本”,是要求统治者顺随人之性命之情,实行“无为而治”,方可达到真正治国的目的。这一境界中的管理者,我们称之为“法商”。他们虽比“草商”管理有所进步,但还只是处于重“技艺”而忽“道德”的“管理科学”境界。所以,必须进一步由法家的“循法而治”的刚性管理转向儒家的“为政以德”的柔性管理,实施以道德教化为主、法令制裁为辅的治国方略,把管理境界上升一步。
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同拱,环绕)之。”这里所谓“为政以德”,有两层含义:一是从管理主体上要求以德“修身”,将管理者培养成“智、仁、勇”三位一体的管理者,使之达到“三忘”的道德境界,构建“义以为上”的道德人生;二是从管理手段上,要求管理者实施“为政以德”的柔性管理。只有如此,方可使管理者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安居在其位置上而众星绕之,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和聚力。这是一种“同心多圆式”的管理境界。儒家的“为政以德”,首先强调的是管理者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品格。这一人文管理思想是建立在管理者的道德感化基础之上的,认为管理者的道德越高尚,对于被管理者的感应力也就越大。它强调主动引导式的感应性,强调内在控制,而不是被动的、强制式的外在管理。只是“我有是德而彼自服,不待去用力教他来服耳”;“只是不生事扰民,但为德而民自归之”;只是“圣人行德于上,而民自归之,非有心欲民之服也。”(《朱子语类》卷二十三)这完全是一种以道德为导向的、内在的形象管理。在这种道德境界中的管理者,通过“正己正人”的感化效应,善于以德化民,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他们既不以权谋私,亦不生活腐化,勤政廉洁,克勤克俭,事必躬亲,兢兢业业,讲诚信,求和谐。在人格上尊重员工,在经济上能给员工以实惠,在工作上能为员工搭建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从而受到员工的真心拥护、爱戴、亲近和赞扬。老子所谓“亲而誉之”,是儒家通过“为政以德”而达到的社会效应,从而形成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良性对应关系。日本著名企业家土光敏夫将孔子的“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管理境界,形象地将它比喻成一个同心多圆实体。他认为企业的最高领导人(厂长、经理)就是这个同心多圆的核心。他说:“组织的真正机能,最好用圆周关系来表理论视野12党政干部学刊2007年第10期示:居于中心的,是首脑;他的周围,是主要负责人……小圆都向着大圆,形成一种向心关系……都围绕着中心相互依存,沿着轨道永不休止地运动着。”(《经营管理之道》)企业组织的这种圆周关系,能够保证企业经营决策内核心向内圈,由里圈向外圈传达、辐射、扩散;执行的情况和结果,迅速地从外向里,将信息反馈到核心层,形成永不停息的双向对流循环,使企业充满生机和活力。儒家从“为政以德”的基本理念出发,通过“循法而治”与“为政以德”两种管理模式的对比,认为“为政以德”胜于“循法而治”。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里所谓“道”即“导”,“政”即法制禁令。意思是说,如果以法令引导而民违之,则以刑罚齐之。这种外在控制手段,其社会效果是“民免而无耻”,即以外在暴力手段,只能使民苟免刑罚,而民心无所羞愧。“礼”即制度品节,大至国家典章制度,小至社会乡约家规,既含有道德意义,也含有法律意义,是介于法律与道德之间的一种控制手段。如果奉行以道德价值为导向的内在控制,再加上以礼义为本质的教化型的外在控制,人们不但有羞耻之心,而且人心悦诚服。这也正是孟子所说的“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足)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的意思。在这里,儒家并不一般地反对“外在控制”和使用刑罚,而是主张把内在控制的道德导向与外在控制的法律约束结合起来。但是,从管理效果看,在“道之以政”与“道之以德”的对比中,儒家更为强调以“德治”为核心的内在控制。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立足于他们的“自然无为”的核心价值观,也猛烈地批评了儒家的“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管理之道)。1.认为仁义道德是“大道废”后才出现的一种文化倒退现象。老子指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正如老子所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三十八章)《庄子·天运》篇作者亦指出:“夫孝悌仁义,忠信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劳役其真性)者也,不足多(不足尚)也”。2.老子主张“不尚贤,使民不争。”(《老子》三章)这是针对儒家的贤人政治而发的。认为社会上的争名逐位乱象,是由儒家提倡“尚贤”而引起的。庄子认为,“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各用其玄德无为而治,何贤之可足尚呢?“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三十八章)河上公注曰:“言礼废本治末,忠信日以衰薄。”“礼者,贱质而贵文,故正直日以少,邪乱日以生”。庄子后学亦认为“夫仁义憯(通“惨”)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礼乐遍行,则天下乱矣。”(《庄子·天运》)“毁道德以为仁义”,都是自作聪明的“圣人之过也。”(《庄子·马蹄》)道家认为天下大乱都是由于儒家的忠、信、礼、乐所造成的。3.道德不但是天下大乱的祸根,而且也是统治者一种欺世窃国的工具。庄子后学在《庄子·胠箧》中指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增益其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腰带环)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乎?故逐(随)于大盗,揭(高举标示)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虽有轩冕(古时大夫所乘之车,所戴之帽)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指出诸侯本是窃国大盗却要标示仁义的招牌,这是多么的虚伪啊!基于上述理由,道家反对儒家的仁义道德,认为只有“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庄子·胠箧》)并大声疾呼:“爱民治国,能无为乎?”(《老子》十章)在这里,老、庄并不一般地反对“爱民治国”,只是强调“爱民治国”应遵循“无为而治”的原则。正如王安石所说:“爱民者,以不爱爱之乃长;治邦者,以不治治之乃长;唯其不爱而爱,不治而治,故曰无为”。
处于儒家这一“管理道德”境界的管理者,我们称之为“儒商”(或“德商”)。在道家看来,他们虽比法家的“管理科学”境界提升了一步,但是儒家的“为政以德”如同法家的“循法而治”一样,都是属于“有为而治”的范畴,都是人性的异化,道德的堕落。只有绝仁弃义,绝圣弃智,“殚残天下之圣法”,实施“复归于朴”的“无为而治”,方可摆脱人性为物所役、为名所役的束缚,消除人性异化和社会混乱现象,从而实现人类“玄同”的理想社会。要求由“有为而治”管理模式转向“无为而治”管理模式,是道家所企望的理想管理境界,也是人类所追求的最高管理境界。
四、道家所谓“无为而治”,并非无所作为,而是“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子》六十三章)无为无事是相对于有为有事而言,要求管理顺应万物之理和人的本性而不恣意妄为。正如《文子·自然》所云:“所谓无为者……谓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挂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这一至理名言,是对“无为而治”的一种形象说明。“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三章),说明“无为而治”是一种以最小的管理行为获取最大的管理效果的高超的管理艺术。
从现代管理角度,道家所谓“无为而治”的哲学智慧,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在管理主体上,要求管理者具备“上善若水”的“无为”品格;二是在管理方法上,提倡“顺其自然”的“无为而治”;三是在管理境界上,要求达到“无为”的理想状态。三者是一个完整的“无为而治”体系,缺一不可。处于“无为而治”境界中的管理者,我们称之为“哲商”;他们以哲学智慧所追求的“无为”境界,我们称之为“管理艺术”境界。他们善于“以正治国”,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以百姓心为心”,对于民众从不干涉、迫害,使民众各顺其性,各安其生,过着愉快、幸福的生活,而民众好像没有感到管理者的存在。这一“不知有之”的社会效应,是被管理者对管理者的最高奖赏,也是道家实施“无为而治”管理所达到的理想效果。
所谓“太上,不知有之”,也就是老子所说管理者“成功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十七章)的意思。元代吴澄释曰:“最上谓大道之世,相忘于无为。太上,圣人无为之治也”。处于这一“太上”境界中的管理者,在“管理实践”、“管理科学”和“管理道德”的基础上,逐步地进入了“管理艺术”的阶段。这是一种有别于儒、法、兵、墨的“有为型”的“无为型”管理。在道家看来,只有这种“无为型”的管理,才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最理想的管理模式和最高管理境界。
帝尧是道家树立的“无为而治”《列子·仲尼篇》以“尧治天下”为例,指出:“尧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欤、不治欤?不知亿兆之愿戴己欤?不愿戴己欤?顾问左右,左右不知;问外朝,外朝不知;问在野,在野不知。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曰:“立我蒸民,莫非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庄子在《应帝王》篇中进一步阐述了“无为而治”的管理境界,他把这一管理境界称为“明王之治”,认为“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功劳广被天下却好像与自己无关),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教化施及万物而百姓不觉得有所依恃);有莫举名(他虽有功德却不能用名称说出来),使物自喜(他使万物各得其所);立乎不测(而他自己却立于不可测识的地位),而游于无有者也(游于虚无境界,行其所无事)。”这里所谓“明王之治”,也就是道家所追求的理想管理境界。由此出发,庄子及其后学既批评了儒家的“以德治国”,也指责了法家的“以法治国”。
在《庄子·徐无鬼》篇中,有人问尧的老师许由为什么要逃避尧呢?许由认为“夫民不难聚也;爱之则亲,利之则至,誉之则劝,致其所恶则散。”但是,“爱利出于仁义,捐(弃)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即无视于仁义者少而取利于仁义者多。以仁义治国,只能造成虚伪,把它变成“禽贪者器(工具)”。“夫尧知贤人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贼天下也”。《庄子·缮性》亦认为儒家“以仁义治国”是“礼乐偏行,则天下乱矣。”可说是“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在《庄子·天地》篇中,禹王问伯成子高为什么“辞为诸侯而耕”?伯成子高答曰:“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哀,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这是庄子后学假借伯成子高之口对法家“以法治国”的批评。据《贞观政要》记载,唐代名臣魏征告诉唐太宗:“舜在位的时候,老百姓说‘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受到天子含养,吃饱喝足,却说‘帝王有什么功劳’!如今陛下这样含养百姓,百姓也是日日享用,却不认为是你的恩德。”在魏征看来,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已达到了“无为而治”的最高境界。民众过着自由、富足的美满生活,却感觉不到唐太宗的存在,这是管理的最佳状态。日本蛇之目缝纫机工业株式会社顾问鸠田卓弥先生极力追求这一目标,他说:“日本的企业不应该把每个员工弄得整日头顶着钢盔干,窒息沉重,总有一天人会变成积重难返,就要吃大亏。管理方式应该不轻不重,最好是不知不觉,事情就办妥当。我个人一生都是朝着帝尧的方式目标而努力的。”这种“太上,不知有之”的最高管理境界,同现代管理科学所说的“象征性管理”,“渐进式管理”有某种相似之处。
德国管理学家曼弗雷德·马丁和加比·波尔纳在《重塑管理形象》一书中,把管理者和管理境界分为“棍棒式”、“家长式”、“权力控制式”、“协作式”、“权威式”、“想像力式”、“全球责任感式”七级。其中“全球责任感式”是最高的管理境界。在他们看来,具有全球责任感的管理大师的活动是渐进的,帮助别人是自己的本分,从不张扬,制造领导效应。领导方式是潜移默化的,好像春风化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他们为人民悄悄谋福利、做好事却从不希望人民对他感恩戴德。可见,“无为而治”的管理境界,是古今中外管理者所追求的最高管理目标。
国学思想融入企业管理浅议
国学思想融入企业管理浅议 “国学”博大精深，源于我们国家历史和深厚文化的积淀。“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时间的经营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有的，能让企业全体员工共同认可的具有自身企业特色的价值理念。它体现了企业的管理制度和员工行为方式，还有企业的形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但也带来人们的浮躁情绪和心理困惑，追其根源，是精神层面上的缺失。将“国学”与“企业文化”进行融合，用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去引导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创建，让二者形成一种有效的互动，可使企业发展之路走得更稳、更远。 在以往高职高专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教学过程中，《企业文化管理》或者是作为一门课程单独开设，或者只是作为专业课程中的一个章节去讲授。它给学生传授的知识仅限于企业文化建设的作用，以及如何进行企业文化策划，基本的教学都是根据现代企业文化管理特点展开的，没有切实地让“国学”与“企业文化”二者结合起来。 一、现代企业文化管理的特点 由于“企业文化”理论在日本起源，理论体系的研究在美国，所以我国现代企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文化基础的影响。因此，形成了现代企业文化出现了以下几个特点：(1)由于互联网的家喻户晓，企业开始在时间和速度上追求短快，人才竞争越来越激烈。(2)为了应对当今激烈竞争，培训成了首要追求的目标，在营销策略、技能知识的培训上不惜代价。(3)以竞争超越为目标，从人力资源规划到具体任务实施的每个环节都要有创新。(4)追求虚拟的东西， 让各种无形的东西超越有形的东西，无形资产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5)随着激烈竞争的结果，企业感到不能只靠恶性竞争，还需要融合其他企业先进的文化，实现优势互补，做到“双赢”以至“多赢”。 由此可见，现在的企业文化尽管意识到了“竞合”，融合文化，但“竞争”的影子很大一部分笼罩着企业发展。这种“企业文化”管理在引入中国企业的过程中随着企业发展已经出现了许多“水土不服”的'现象。很多企业只管崇尚和效仿其他国家的管理模式，把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忘记于江湖，忽略了我国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管理的相容。许多企业文化建设流于模式和口号，而不能深入人心。 二、高职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企业文化管理》课程特点 由于二十多年来，我们的社会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物质的发展高于一切，所以形成了以西方文化基础之上的企业文化管理特点。 鉴于“企业文化”这个管理特点，人力资源《企业文化管理》教学，通常没有深层次研究中国国情和企业发展情况，忽视国外管理模式与我国传统文化的相容性。企业设计的LOGO、拟定出的核心理念，设计出的企业文化口号，大多都是围绕“服从”“规制”“效用”，动辄“国际一流，国内顶尖、最优、最大、最强”。这种教学思想和特点，留给学生的是一种僵硬的、强制性的影响，让学生片面地认为，企业文化就是重视经济、强调竞争，人性化管理无非就是如何喊口号，如何收买人心。从思想观念上没有思考企业发展是否适合当今社会发展需要，符合中国国情。 事实上，企业发展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做铺垫，在遇到新出现的和深层次的问题就难以取得良好效果。遇到各种庞杂问题，总是领导和权力决定一切，没有智明、和谐的文化去指导和定位企业，企业的发展最终会越走越窄陷入瓶颈。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国家文化的积淀，丢掉了它，国家就没有支撑力，就成了空中楼阁，没有传统的优秀传统文化作支撑，等于舍近求远。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的企业特点，去建立能够让我们企业长远发展的“企业文化”。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要做的事情。把我国传统文化“国学”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进行系统研究，必将弥补原有的“企业文化”管理领域研究空缺。创建以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中国特色企业文化，对我国企业文化建设产生具体的借鉴作用，进而对构建我们和谐的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当前人力资源课程“企业文化”管理授课过程中需要做到的理念。 三、如何把“国学”思想融入到人力资源企业文化管理教学中 “国学”的兴起是经济社会发展后的必然寻求，人力资源管理对于“国学”与“企业文化”管理如何融合的思考和研究是适应当前企业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学习“国学”，是对西方管理进行校正，培养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学生适应中国国情，懂得中国人的礼节、思维，为在企业发展和创办企业拥有必备的知识和技能，并且能够让学生热爱传统文化，提升中国式管理智慧。 首先，我们应当开设《国学与企业文化管理》课程，并把这门课程作为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能力拓展培养课程。在学习本课程时，教师应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智慧，结合管理学，培养学生把“国学”精髓应用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理念。同时，教师应将“国学”思想融入到“企业文化”管理中去，提升他们知人、识人、用人、留人的技能，最终实现能以中国式管理思维统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成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其次，在课程的学习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让学生掌握“国学”人性管理，融合道、易学、兵家、法家、儒家、佛家的管理智慧，分析企业管理现象，阐发国学管理智慧。比如《弟子规》教给我们为人处世，诚信友爱;懂得《孙子兵法》让我们懂得竞争之道，经营之道;《道德经》讲到了制度建设，让我们了解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等。HR(人力资源)工作的一个重点就是用人，学习了“国学”就会明白用人的原则。我们应当遵循古人教导，用人要“以德为先”。《易经》云：“地势坤，厚德载物。”重视人才，善用人才，做到人尽其才，这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在企业内推行国学文化，要求企业管理人员和从自身做起，领会“国学”精髓，在企业中建设和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做好沟通管理，让员工有“大家庭”的感觉，幸福快乐的工作。现代企业管理既要有厚爱还要有严管，这也正是“礼”“乐”之真体现。“礼”相当于制度约束，让员工懂得行为规范和准则，引导职工思想道德行为;“乐”相当于厚爱，让员工有管理企业的权利，参与民主管理。关心爱护职工，让他们身心愉悦的工作。 用“和合”文化指导企业文化建设，使东西方文化结合，起到促进企业内部关系和谐，增强企业凝聚力的作用。将传统“和合”文化引入企业文化建设中，能够使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企业内部团结，使企业具备较强的社会责任感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再次，在新的人才培养方案中，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结合，培养的是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除了要具备较强的职业技能外，还需要较高的综合素质。引入“国学”文化管理课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国学”教育在培养高职学生传统文化素养、人文情怀以及健全人格起着重要的作用。将“国学”教育有效融入“企业文化”教学中，让“国学”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经世致用，发挥“国学”核心作用。 中国的“国学”文化博大精深，将“国学”思想融入到我们的企业文化建设中，一定会使我们的现代企业文化内涵更加深邃、更加丰富。 ;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有哪些？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主要包括如下思想：1、儒家的管理思想也就是仁政德治论。等到最后提出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管理目标。儒学是一种以人为文明核心为主体的思想。2、法家的管理思想也就是法制刑治论。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以富国强兵为己任，。3、道家的管理思想也就是无为而治论。指出要实现的管理目标是至德之世。道家以“道”为核心，认为大道无为、主张道法自然，提出道生法、以雌守雄、刚柔并济等政治和军事等策略，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扩展资料：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特点：1、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 2、把组织与分工作为管理的基础。 3、强调了农本商末的固国思想。 4、突出了义与情在管理中的价值。 5、赞赏用计谋实现管理目标。 6、把中庸作为管理行为的基准。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有哪些？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
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
